诗的起首“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言诗人与王琳一仕北朝、一仕南国,相隔遥远,音讯难通。“金陵”、“玉关”二地名相对,“道路远”又与“信使疏”相对;“远”字表示空间的距离,“疏”表示时间的久隔,这两句对仗工整,为下句起到铺垫的作用。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意为接到王琳来自远方的书信,不禁沧然泪下,未曾见到信上的文字,却已经泪洒千行了。这一流泪启信的细节描写,比开君万里书,读罢千行泪更为感人,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悲喜交集,感慨万端的复杂心情。尤其是一个“独”字,蕴意极深。当时,庾信虽然受到北周朝廷的赏识,在长安供职俸禄,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王琳通信,一刻也没有忘记故国之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乡关之思和南归之意是不能直率表露的,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婉转地表现。用一个“独”字,既写出了暗中有所希冀,也写出了作者身在异邦,孤独苦闷的环境和感受。“万里书”与“千行泪”相对,皆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此信得来之不易,又与上二句“道路远”、“信使疏”相照应,针线十分紧密,构思亦很巧妙。仅仅二十个字,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包孕着作者十分复杂的情感,深沉含蓄,催人泪下。
前二句言南北道远,音讯疏隔。言外之意:今日居然接到故人书信,不胜惊喜。后二句写拆阅书信时的心情。王琳怀雪耻之志,可以想象信中满纸慷慨悲壮之词,使诗人深受感动,为之下泪。诗人为何拆书下泪?是有感于故人万里寄书的情谊?还是触动了悠悠乡思?或是感慨于故人的忠烈之情,而羞惭于自己的苟全?诗中均未言明。无限话语尽在潸然而下的“千行泪”中。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这首诗前四句写渡河情况。“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起笔写出了黄河的气势和特征:水流迅猛而浑浊。“桧楫难为榜,松舟才自胜。”这里说,连桧楫使用起来都好像力不胜任,松舟也只是勉强胜载,可见河水的迅猛,渡河的危险、困难。中四句写岸畔所见。“空庭偃旧木,荒畴余故塍。”庭户是空的,旧木横躺着,像要倒塌的样子;田地荒芜了,还可以看到往日的田埂畦垄。“不睹行人迹,但见狐兔兴。”周围也看不到行人,只见狐兔横行。这里的村庄完全破败了,像《古诗·十五从军征》所写:“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就是作者眼中所见异族政权统治下的情形。在这描写中见出作者伤感、同情、愤慨等心情。“狐兔”既以纪实,当兼喻异族统治者。由此回过头来看前面关于黄河的描写,似也有兴寄:那汹涌浑浊的河水,当影射北中国的沦丧、淆乱。南宋张元干曾将这两个比兴融在一起,写道:“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贺新郎》)以愤慨中原之陷入金人之手。最后两句:“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这两句的意思明显是指澄清天下、拨乱反正。由于前面写有渡河情况,这两句出现就不显得生硬;又由于前面写有社会凋残、生民涂炭情况,这两句也就显得很有感情、很有力量了。这表现了作者渴望国家统一、拯救生民出洪荒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还可交代一下,“河上老”或许用河上公的典故。葛洪《神仙传》谓河上公住在黄河之滨,能预卜未来。作者“寄言”于这种决疑释惑的人物,更能见出他渴望河清心情的急切。这里的用典是浑然无迹的。
“渡黄河”这种题材在南朝诗歌中实属罕见。作者身临北境,写出了旅途的感触,从而流露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江左沉酣求名者”(辛弃疾《贺新郎》)不复顾念中原块土的情形下,这诗的创作就显得很是难能可贵了。
词作上阕写景,景是杭州之景;下阕写人,人是镇杭是官,上下合璧,地灵人杰。
上阕写杭州之景。开头先从大处落笔,以自然界中的烟霞来渲染气氛:大海映着如火的红霞,远山笼着青色的烟雾。境界阔大,设色艳丽。接下来“故都风景繁华地”一句既点出所写之地——杭州,又是一句总的概括,将“繁华”的杭州置于“海红霞,山烟翠”的大背景中,使人觉得杭州就像镶嵌在这幅美丽画面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接下来数句,是对杭州城美丽、繁华的具体描绘。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宏伟壮观的城门,城门上望楼高高耸立,画戟尽显威仪。然后词人再以城门为立足点自上而下分写了杭州城内、城外的景色。写城内,主要描绘静态的人文景观。“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只用八个字就写出了杭州城内人烟繁阜,市容严整,建筑华美。写城外,物境人事共同构成画面,动静结合,一气呵成。至此,故都的山光水色,已呈现在眼前。
词的下阕,转笔颂扬镇杭之官的事功人品。下片五十二字, 仅三处用韵,从内容上看,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征战立功, 二为衣锦还乡,三为政绩卓著,并预祝升迁。写得舒徐有致, 雍容闲雅。
此词作为一首投献词,有“贡谀”的成分,但词中所展现的杭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风光的确是北宋前期“承平气象”的真实写照。再者,从“贡谀”的角度说,上片只是作为背景与陪衬;但若从反映都市生活的角度说,上片正是此词的精华。写景的视角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笔触亦随之由阔大旷远至精细俊美,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映,确是柳永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雅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