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这首诗前半部分反复刻画海棠,极力形容海棠幽独,高雅,美丽、清淑的品格,后半部分写诗人访海棠,见花生感,抒发了“天涯沦落俱可念”的情怀。这里赞美海棠,悲叹海棠,实际上也就是寄托作者的情操,悲叹自身的遭遇。全诗因物寄慨,形象鲜明,辞格超迈,不蹈袭前人,是东坡生平得意之作。
诗歌首句就点出瘴气蒸郁的恶劣环境、海棠的高贵和流落草莽间的孤寂,而“嫣然一笑竹篱间”则又深入一层,写出海棠不以境遇荣辱动其心的品格:纵然被放逐到荒郊野外,却仍然自信地微笑着,相形之下,遍山的桃李似乎都变得粗俗不堪。下句暗引杜甫“绝代有人,幽居在空谷”诗意,将海棠花比为空谷中的佳人,更突显出海棠花的绝代风华。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诗人首先以简练的话语总括其自然富贵的风姿,以下四句则细笔描摹海棠的美丽和在早晨、日暖、雨中和月下的各种情态:她如醉酒的佳人,朱唇沾酒,红晕泛上脸颊。卷起绿纱的衣袖,映现出红润的肌肤。林深雾暗,很迟才能透进阳光;而当日色温暖,清风和畅的时候,春睡十分酣畅。在雨中,海棠垂着泪滴,显得凄怆可怜;而当月下无人之时,则越发地清雅婉淑。诗人发他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以拟人的手法从容不迫地对海棠作了多角度的描绘,既精细又不板滞。
诗歌的第二部分转而写诗人的感慨,但是却又不直接加以直白的议论,而是先活画出诗人的乐天与幽默:东坡先生饱食之后,闲得无事,便摩挲着肚皮漫步,不论是民居还是僧舍,只要看到修长的绿竹,就拄着拐杖敲门要细加欣赏。而后写诗人初见海棠的诧异与惊喜:忽然看到绝代的艳色出现在我这衰朽之身面前,不禁无言叹息,擦拭着有病的眼睛凝视着她。僻陋的黄州怎么会有这么高贵的海棠花呢。莫非是好事者从西蜀移来的。但是诗人很快又作出了否定:一寸多长的幼苗,怎么能够从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蜀移植呢。肯定是鸿鹄衔来了种子落到此地才得以成长为这么一株明艳照人的鲜花。
诗人面对着来自故乡西蜀的海棠,不禁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一阵酸楚涌上心来,于是便痛饮一樽美酒,歌吟出这首诗篇。最后两句是尾声:明朝酒醒之后,作者他还会独自到来,只怕那时海棠的花瓣已如雪片纷纷飞落,不忍触摸了。这句虽是悬想之词,却是至情之语。
全诗的最大特色是以物喻人,而且每一描写都贴切自然。如海棠自西蜀来黄州的揣测实是诗人自身际遇的暗喻,而海棠在黄州“苦幽独”的精神苦闷同样是诗人自指,不过诗人虽然暗用心机进行比附,却并不显得生硬单调。虽是写“苦”,却常杂以愉快而幽默的笑语,苦中有乐,苦乐交织,使诗歌显出一种独特的格调。而其写物抒情,也正如纪昀所评“风姿高秀,兴像微深”,实在是苏轼诗中的精品。
词的上片以佛比道,感朝代之兴替;下片写荒凉满目,叹人事之无常,寄寓了词人对人生、历史的无限深思。全词尽管体制短小,却写得境界开阔,气象宏大,同时又笔触细腻,不失婉柔。
词的上片起首紧扣词题,叙写眼前“七真洞”的景况:“花界倾颓事已迁”。“花界”(道教宫观)本是尘世中的众生躲避灾祸追求解脱的一块圣土,当年也曾是香火不断,信徒云集,而这样的往“事”如今早已“迁”变无存了,就连其自身也已颓败崩塌,七真洞盛衰迁移在词中显然是整个世事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接下来词人并未继续描绘眼前道观“倾颓”的景象,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山河大地,发出了“浩歌遥望意茫然”的感慨。词人高歌长啸,意欲抒泄心头的郁闷,然而怅惘迷茫的意绪却是无法摆脱。
面对颓败的道观和大好的“江山”,他陷入了历史兴亡的深思和困惑之中:“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古代的望气之术认为天子所在之地的上空有象征帝王运数的祥瑞的“王气”。史载,词人通晓“星历、筮卜、杂算”等古代方术,作为缺乏现代科学意识的古代文人,他自然相信眼前的燕京古城有着凝聚不散的帝王之气;然而无情的事实使他看到的则是一座座高耸的帝王大厦接连的崩塌。一个“空”字,生动地写出了词人在他难以理解的历史兴亡面前所感到的惊愕与困惑。“桃李春风”一句又以大自然的永恒更进一步反衬世事的沧桑翻覆。由此,词人的“茫然”之慨犹如出岫之云,浓浓地弥漫了词的上片。
下片“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三句承接“桃李春风又一年”继续写“遥望”所见的自然景象:远山横亘大地,好似一道道青翠的屏障;寒意未退的云岚悬浮在山顶,犹如架起一条通向天际的桥梁。一片碧绿的草原上点缀着朵朵艳丽的野花;杜鹃悲凄地啼叫着,好像在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哀怨。这一切看似全为眼前景色的描写,而实则皆是心中情语的吐露。迷茫的山峦、荒凉的原野、悲鸣的啼鹃,无一不透露着词人茫然、失落、悲凉和怅惘的心境。一个“寒”字、一个“怨”字,便是词人这种心境的标志。
至煞尾处,词中的这种情感则由隐而显:“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面对这世道的沧桑翻覆、人事的盛衰兴亡,词人苦苦地思索,只觉得它如同梦幻一般无法理解和把握,于是只有借酒来解脱这深深的迷茫和无奈了。词的最后两句,既表现了词人超然物外的清淡之风,同时又体现了词人悲慨激越的豪健之气,“出世”与“人世”的矛盾同时融合在了词句之中。
在表现手法上,全词通过把眼前荒败的台观与远处生机的野草闲花相互映托,来达到显衬人事无常之艺术效果,颇具气象。又通过移情于物,使烟泛寒,鹃啼怨,来寄慨词人之幽情,抒发作者之百感交集,造成了很深的意境。又以“横”写山峦,以“架’’写云烟罩峰,体物无不工细。全词的特点是淡而穆,格调清放俊健。
这首词写秋日登彭氏小楼的情景。首二句泛写登楼所见所感,接着叹息自己为生计所迫,或寄人篱下,或辗转远游,过着不能自主的生活。后二句由感喟身世而转到怀人,并料想亲人也在惦念自己,双方情意绵绵,相互思念。全词以景含情,气氛凄冷;语言清新明快,篇幅虽小而情味深长。
姜夔的这首《忆王孙·番阳彭氏小楼作》与其他相同词牌的作品相比,要略胜筹。作为一首描写羁旅飘泊的词作,词人并未将重点放在对漂泊的具体抒写上,而是通过抒发他内心的孤寂、伤感,将人引入一个更为幽微的境界,细致人微,感人至深。
起句以写景引起,并点明节序。冷红,盖指枫叶。霜后的枫叶一片绯红,在肃杀的秋风中,正一叶一叶飘落到秋塘中去。白石词多用“冷”字,如《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暗香》“香冷入瑶席”,而且往往以通感的形式出现,将自己凄凉的身世之感移情到几个创造的意象中。用“冷红”形容飘散的枫叶,顿觉凄冷的气氛笼罩全词。古代文人伤时悲秋,见秋风落叶,或怀念故土,或忧伤身世,并不稀见。
不过,次句“长与行云共一舟”,句法颇为新颖。行云,常用来比喻飘泊江湖的游子。如曹植《王仲宣诔》:“行云徘徊,游鱼失浪。”张协《杂诗》:“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姜夔一生未仕,四处飘泊,行踪不定,用“行云”来象征其身世,很为恰切。这里他不直说身如行云,而偏说“长与行云共一舟”,这就不落俗套。词人浪迹江湖,居无定所,乘舟走到哪里,天上的行云也仿佛跟到哪里,这难道不是与行云“共一舟”么?以上两句,泛写登楼所见所感,不仅切合当时所处的环境,其创意出奇之处,也透露出白石词“气体超妙”(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特色。
下一句承上意,具体点明所处之地。不自由,即不由自主。白石一生未仕,布衣终身,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为生计所迫,以请客身份或寄人篱下,或因人远游,辗转风尘,哪有安身立命之地?“不自由”,看似浅淡,却道出了飘泊江湖的无穷酸辛。游子在孤独落寞之际,总要想起知心体贴自己的故旧或亲人,结尾两句即由伤飘泊转到怀远人。
“两绸缪”,一笔两用,兼写男女双方。绸缪,缠绵之意。《诗。唐风盈觞酒,与子结绸缪。“此句写自己与合肥情侣双方情意绵绵,相互思念。“料得吟鸾夜夜愁”则专写对方。古人觉以鸾凤喻夫妇,此处”吟鸾“而加上”料得“,当指因相思之苦而夜不成寐的伊人。让人想起李商隐的诗句”夜吟应觉月光寒。“由自己思念对方而想到对方会无限思念自己,透过一层,感情更为深至,意境更为深远。”夜夜愁“,写出对方无夜不思,无夜不愁。词人相信对方对自己如此真挚思念,也正反映了词人对于对方的一往深情。
全词以感叹身世起,由写景开端,以抒情歇拍,由妻子怀想收结,巧妙地将身世感叹与怀人情愫绾合起来,凝炼地写入短短的五句词里,真是“超妙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