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首先说一下,词题中的“怀古”。从全词内容看,实在没有多少“怀古”成份。写孔、孟之事是在运用典故,擫笛宫墙是借喻,都是一点即可,没有就古人之故事作深入阐述。而其余部分则都是在写自己,说当世,以“伤今”则更为妥当。大概是因为“伤今”不便明说,只好借“怀古”来打打掩护罢了。
起笔“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就用了《孟子》两处的典故。《孟子·公孙丑下》说孟子离开齐国,在齐国都城临淄西南的昼县留宿了三晚才离去(“三宿而后出昼”)。有人背后议论他为什么走得这样不爽快,孟子知道了就说:我从千里外来见齐王,谈不拢所以走,是不得已才走的。我在昼县歇宿了三晚才离开,在我心里还以为太快了哩,我岂是舍得离开齐王啊!——这就是“三宿”两字所概括的内容。又《万章下》说:“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这两句用典,很能表达词人留恋旧京、故乡,至此不得不去而又不忍离去的心情。再加以“缓辔”二字表行动带难舍之意,“西风”二字表时令带悲凉之情,充分衬托出词人此际的心绪。不想行而终须行了。“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昔日汴京繁华时,“都城左近,皆是园圃。……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东京梦华录》卷六)。此时词人行到故乡郊外,只见旧日园林,尽成种庄稼之地(锄耰是种田的农具),感慨之情,已含景中。词写到郊外农村景色,说明离京已有一段路了,然后接写“桑阕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回过头来再说城内。词题为“出京”,按行路顺序是由城内出至郊外,这里倒过来写并非无故,盖所写城内景观乃是在郊外回望所见,一个“远”字足以说明,条理还是顺的。“桑梓”三句除寓有黍离之悲,更重要的是为回头望阕作必要的过渡。“桑阙”句写回望眼中所见宫殿影象。《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条说:“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词人出郊回望所见的正是龙凤桑阕之影。“桑阙”代指大内皇宫,其中曾经有过朝廷、君王,统包在“桑阙”之内,然而它“远”矣!“远”字体现了此时眼中空间的距离,更体现了心上时间的距离。故国沦亡,心情无法平静。
“九门”句更作进一步的嗟叹。“九门”泛指皇宫,“鸳鸾”本为西汉后宫诸殿之一,见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这里特拈出“鸳鸾”一处以概其余,则为了与上句的“龙凤”构成对偶。由“鸳鸾”又生出一“翼”字,与上句的“影”字为对。句言后宫“空锁”,语极沉痛,其中包含着汴京被金攻破后“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宋史·后妃·哲宗孟皇后传》)这一段痛史。“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用元稹《连昌宫词》“李笛傍宫墙”句而反说之。天宝初年唐室盛时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宫中新制乐曲,声流于外,长安少年善笛者李笛听到速记其谱,次夕即于酒楼吹奏。此词反用其事,以“无人擫笛”映照宫苑空虚、繁华消歇景况;苔花自碧,亦写荒凉。其陪同使节北行词中也有“神州未复”、“独怜遗老”的感情抒发。至此回经旧都,远望宫阕,宜有许多感叹之情;而图谋克敌恢复中原的急切心事,亦于此时倾吐,于下片见之。
上片多写景,情寓景中,气氛压抑悲怆。下片转入议论,仍是承接上片牵国事的意脉,而用语则转为显直,大声疾呼:“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汉”、“虏”字代指宋与金,“天”谓“天意”。古人相信有“天意”,将事势的顺逆变化都归之于“天”。“天相”意为上天帮助,语出于《左传·昭公四年》“晋、楚唯天所相”。“天厌”出《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厌”谓厌弃。事势不利于金即有利于宋。《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六引陈桱《通鉴续编》载:“金主自即位,即为北鄙阻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藏空匮,国势日弱,群盗蜂起,赋敛日繁,民不堪命。……韩侂胄遂有北伐之谋。”
就在李壁等出使的这一年春,邓友龙充贺金正旦使归告韩侂胄,谓在金时“有赂驿吏夜半求见者,具言虏为鞑(蒙古)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侂胄“北伐之议遂决”(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罗大经是肯定这些密告者的,说是“此必中原义士,不忘国家涵濡之泽,幸虏之乱,潜告我使”。这也是“民怀国”之一证。《通鉴续编》所谓的“群盗蜂起”,即是说的金境内的农民起义军,也是“民怀国(宋)”的又一证。以上这些情况,对金国内部必有影响,李壁、史达祖一行当有更新的情况了解。如此年六月,金制定“镇防军逃亡致边事失错陷败户口者罪”,七月,定“奸细罪赏法”(均见《金史·章宗纪》),反映了其内部的不稳。总的看民心向着宋,背着金,大可乘机恢复,统一全国。话虽如此说,但一想到自己并非无才,只因未能考取进士不得以正途入仕,只屈身作吏,便觉英雄气短,于是接着有“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的大声慨叹。最后“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办”是准备之义,“升平”即上文“建瓴一举,并收鳌极”,国家恢复一统的太平盛世,也就是下句的“春色”。
这里一个“看”字耐人寻味。“平戎策”既因自己无位无权而“不预”,“收鳌极”又望其成,则只有等着“看”而已,其中也颇含自嘲之意。“吟”字上应“诗人”。风月满襟,畅谈春色,把政治上的理想写得诗意十足,也补救了下片纯乎议论的偏向,以此结束,情韵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