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第六首。其主要抒发了赴难殉国的壮志以及壮志不遂的愤慨之情。
这首诗通篇造语悲壮雄浑,结构严整紧凑,句无闲字,篇无闲笔,它体现了曹植后期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此诗共十二句,一韵到底,每四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写登高远眺,统摄全诗;第二小节以“烈士”与“小人”对比,借以明志;第三小节比第二小节更深入一层,直言自己以身许国的打算。但第三小节的前两句乃承第一小节的登高远眺而言,后两句则承第二小节的“国仇”二句而言,带有总结全诗的意思。篇幅虽短,却波澜迭起,气象万千。在曹植诗中,诚为异军突起的佳作。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是第一节。第一句诗写楼观极高,不高则不足以远眺;第二句写当窗凭槛,视野自然开拓。“飞观”,形容楼阁耸立,结构宏伟,如飞鸟之在高空;“临牖”,等于说“当窗”;“御棂轩”,等于说“凭槛”。
第三句“周千里”的“周”字用得确切而有气势。“周”者,遍也,匝也,意思说向东南西北四周遍地远眺,都能望到千里之外。“朝夕见平原”,通常讲成早晚都能看见平原,实有辞费之嫌;眼中的平原不可能有不成其为平原的时候。其实“朝夕”本是表空间的名词,后乃引申为表时间的名词。但鄙意上句既言“周千里”,则此句的“朝”、“夕”并不仅指东、西两面,而是概括指四面八方。正如以“朝”、“夕”为早晚,虽指早晨和傍晚,实概括一昼夜之二十四小时而言之。这两句正写出河南地处中原,登高望远,有控驭四方之势。所以表面上看似领起下文,实已体现作者胸罗万象、气盖当世的雄才大略。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是第二节,“烈士”,指有正义感而不怕牺牲的人,在古代不一定专指死者。“偷自闲”,偷安而自甘闲散。“亮”,诚然,实在。“塞”,防止,杜绝。“国仇”句,是说国家的仇敌诚然是一时还消灭不了的。原意是说勇士要时时不忘自己应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烈士”二句看似泛指,涵义实深。意谓自己本是“多悲心”的“烈士”,但每当遇到报国歼敌的机会,却不允许自己参加,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无异把自己看成苟且偷安的“小人”。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客观的、平列的,事实上却洋溢出作者报国无门的一腔义愤。因此接下来坚决表态:在国仇未灭之时,自己是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
然后转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第三节,承上第一小节登高远眺的描写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时刻关心着魏蜀双方的战斗的,很想亲身奔赴前线。蜀在魏之西南,故作者“抚剑”而瞩目“西南”。“太山”,这里不是指山东的泰山,而是指陕西的太乙山。太乙山与终南山相接,在今陕西郿县南,正当蜀军入魏的冲要之地。当时诸葛亮既围陈仓,扬言要从斜谷取道郿县,太乙山正是对方的必经之路,所以作者打算奔赴太乙山迎战敌人。
最后两句,依黄节注,“弦急悲声发”是比喻作者为什么要让人们听他慷慨陈辞。“弦急”,指把琴弦绷紧,使调门儿增高。盖弹琴时如果要使音调高亢激越,便把琴弦拧紧。音调既高,“悲声”乃作。这两句意思说琴弦一“急”,琴声自“悲”;而大敌当前,国家多事,自己却被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才悲愤交加,慷慨陈辞的。这两句既是“国仇”二句的补充,又是全诗的结语。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是一首送别诗。词人以轻松语写沉重的心情,雅韵与俗美兼具,虽用比兴而无曲晦之感,毫不雕琢却有流动之趣,离愁别绪跃然纸上。
这首四十个字的小词,题曰《送别》,此刻行人已去,但仍可见其行舟,词大半从“舟”字着笔。春江水暖,一望绵远,不见端际。词人伫立江边,目送行舟,水长天远,似都没有尽头。次句紧承上句,仍是江边人注目之所见:望呵,望呵,一直望到远去的小舟过了树木的梢头。船已行远,故所望之人似觉船已越过树梢在前进。首二句十个字,将送者神情专注和船行渐远的情状,描绘极为精细。
下二句说,船越行越远,船体已不可见,惟见点点白帆,比沙鸥还小。这里“青未了”从文义说接下句,指“布帆”,正“孤帆远影碧空尽”时,惟有点点白帆可以望见。而愁如云积,是此时词人的惑受。“布帆遥比沙鸥小”,可看乍写实,但亦寓有对行者的祝愿。
最后说:“恨残照,犹有一竿红,怪人催去早。’“残照”,夕阳、落日。孟浩然《同独孤使君东斋作》:“竹间残照人,池上夕阳浮。”残照尚有一竿高,送者心中生“恨”,偏又有人“催去早”,呼唤早点回去,又怎能不“怪”!怪者,埋怨、责备,见怪也。
这首词通过对图书一室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宋朝时读书人的那种闲雅的生活,富有情趣。
“图书一室。”读起句便颇有点耳目一新之感。点明要写的地点是环堵皆书的 书斋。“香暖垂帘密。”两句连读,将书斋里图书见案罗列,垂帘密掩的温馨安谧 之感写出。 垂帘密,暗示时值隆冬天寒。那“香”“暖”之感从何而来?“花满翠壶 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原来,翠瓷壶中满插鲜花,花气飘逸砚席之间。冬日 阳光洒满窗户,一时满室生春。
“手寒不了残棋。”一枕高卧直至满窗晴日,原来是因为前夜弈棋太晚。前夜 弈棋,残局未收。早上起来,一仍其残。然而只说手寒,语极闲婉。“篝香细勘 唐碑。”残棋未了,生上香炉,铺开砚席,词人坐下来勘读唐碑。一“细”字,足 见其兴味盎然,全神贯注,隐然学人风度。不过,观全幅词情,可知勘唐碑这样 专业性较强的事,不是实写,而是虚描出那种怡然读书的乐趣。
“无酒无诗情绪。”从来饮酒赋诗,自须高兴佳致。词人自道无此情绪,其实 未必尽然。下边结笔一句“欲梅欲雪天时。”以景语对上句作了不答之答。 上言满窗晴日, 此言欲雪天时, 何故?原来冬日放晴, 阳光短暂; 一天之内, 晴而复阴,也是正常的。上言花满翠壶熏研席,既舍梅莫属,此又言欲梅欲雪天 时,又是何故?颇耐人寻思。实际上,花满翠壶之梅,乃“梅蕊腊前破”之早梅, 而欲梅欲雪天时,正谓“梅花年后多”之花时将近矣。启示着梅花怒放盛开于雪天 雪地,从而将境界从书斋推向大自然。当大自然欲梅欲雪之日,正诗人欲诗欲酒 之时。词人佳兴暗已萌动欲发,却不说有此情绪,只说欲梅欲雪天时,一结韵味有余,妙在对偶之外得之。语极隐秀之致。
此词以图书一室之境,发舒淡雅清逸之致,可谓妙词。词中用图书、翠瓷、砚席、棋局、唐碑等名物,及其所构成之境,境中之主人,将宋代时期的人文风貌,社会生活作了细致勾勒,浸润着艺术文化的品味。此词虽无关重大主题,但自具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之美,还是能给人以陶冶性灵之益的。
此词用笔、造境都很讲究。上片笔触颇感细密。图书之满室,插花之满壶,花香之满屋,晴日之满窗,笔致较密。香、暖、花、熏、翠壶、晴日,笔致较丽。但下片中的不了残棋,无诗无酒,欲梅欲雪,皆轻描淡写,便将上片丽密之感溶化开来。由浓而淡,层层轻染,足见韵致之清雅。词中造境是在室内,境界本不大。可是上片收以满窗晴日、虚室生白的意象,下片结以欲梅欲雪天时的描写,将一个小小书斋与隆冬将春的天地相连通,便觉得书斋、人心同天地自然常相往来,境界之大,使人意远神怡。营造意境,讲究以小见大,人与自然相通,这正是中国艺术文化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