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头两句,连用两个比喻。“情似游丝”,喻情之牵惹:“人如飞絮”,喻人之飘泊也。两句写出与情人分别时的特定心境。游丝、飞絮,古代诗词中是常常联用的,一以喻情,一以喻人,使之构成一对内涵相关的意象,并借以不露痕迹地点出了季节,交代了情事,其比喻之新颖,笔墨之经济,都显示了作者的想象和创造的才能。
虽然如此,这两句毕竟还是属于总体上的概括、形容。所以接着便用一个特写镜头给予具体的细致的刻画——“泪珠阁定空相觑”。两双满含着泪珠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彼此相觑。句中的“空”字意味着两人的这种难舍、伤情,都是徒然定用的,定限惆怅、定限凄怆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溪烟柳万丝垂,定因系得兰舟住”两句把“空”字写足、写实。一溪烟柳,千万条垂丝,却定法系转去的兰舟,所以前面才说“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派天真,满腔痴情,把本不相涉的景与事勾联起来,传达出心底的怨艾之情和定可奈何之苦。借此,又将两人分别的地点巧妙地暗示出来了。这种即景生情的刻画抒写,怨柳丝未曾系住行舟,含蕴着居者徊徨凄恻的伤别意绪。
下片写离别之后心情。过片仍写居者行人走后的凄怆情怀。“雁过斜阳,草迷烟渚”,这是“兰舟”去后所见之景,正是为了引出、烘托“如今已是愁定数”。这里景物所起的作用与上文又略不相同了。上片写伤别,下片写愁思,其间又能留下一些让人想象、咀嚼的空白,可谓不断不粘、意绪相贯。
句中的“如今”,连系下文来看,即指眼前日落黄昏的时刻。黄昏时刻已经被定穷定尽的离愁所苦,主人公便就担心,今晚将怎样度过。词人并不迳把此意说出,而是先荡开说一句“明朝”,然后再说“今宵”:明朝如何过且莫思量,先思量如何过得今宵去。
“思量如何过”这五个字的意思实为两句中的“明朝”、“今宵”所共有,词笔巧妙地分属上下句,各有部分省略。上句所“思量”者是“如何过”,下句“如何过”即是所“思量”者,均可按寻而知。这种手法,诗论家谓之“互体”。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诗更重视对画意的表现。考其原因,或许是宋代绘画特别发达,而许多知名作家又每兼具画家和诗人两种身份的缘故(顺便应该提到,宋代的题画诗也较之前代更为发达)。苏轼、米芾诸人固不必说,即如张公庠《道中》:“一年春色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郑獬《绝句》:“田家汩汩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武衍《湖边》:“日日湖边上小车,要寻红紫醉年华。东风合与春料理,忍把轻寒瘦杏花。”李显卿《溪行》:“枯木扶疏夹道旁,野梅倒影浸寒塘。朝阳不到溪湾处,留得横桥一板霜。”法具《东山》:“窗中远看眉黛绿,尽是当年歌吹愁。鸟语夕阳人不见,蔷薇花暗小江流。”都描写精工,诗中有画。道潜这首诗写蒲苇受风的声形,写蜻蜓在蒲苇上站立不稳的姿态,写临平山下,经行之处满眼盛开的荷花,也是充满浓重的画意,表现了宋诗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但是,诗人们所追求的诗中有画,并不是诗等于画,而是诗画相通,特色兼具。因为,一般说来,诗是动态艺术,画是静态艺术。此诗虽有画意,但强调了自然景物的声形、姿态,仍带有诗的特点,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所以,苏轼作为对诗画都非常内行的作家,一见此诗,就为之激赏。宗室曹夫人还根据诗意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
诗描写五月仲夏临平山下水边风光,是“诗中有画”的佳作。首句推出一个近景:一片水边的蒲草,在风中翩翩起舞,好像是在表现自己轻柔的舞姿。次句,突出描写一只或数只蜻蜓,因风吹蒲动,想要站在蒲草上,总是身不由己,站不住。蜻蜓与风蒲仿佛在互相争戏,颇有风趣。第三句,承上启下,宛转变化,补叙出前两句所写风景的时间、地点、位置,也为结句的写景作了交代和铺垫。第四句,于风蒲背后展开自近到远的风景:在山下道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荷花开满了水面,鲜明地表现出夏日江南水乡清丽动人的景色。至此,一幅大小映衬、远近有致、动静相生、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图画,便清晰而富有层次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诗歌无一句一字抒情,却在所写景物中让读者感受到内心的闲适以及对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诗人把蒲草拟人化了,写得它像有知觉、有感情似的,在有意卖弄它的轻柔。蜻蜓欲立又不能自由停立的瞬间姿态,也写得很传神。作者静中写动,以动衬静的艺术技巧,十分高超。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