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台城,旧址在今江苏南京市鸡鸣山南,本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从东晋到南朝结束,这里一直是朝廷台省(中央政府)和皇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枢,又是帝王荒淫享乐的场所。中唐时期,昔日繁华的台城已是“万户千门成野草”(刘禹锡《台城》);到了唐末,这里就更荒废不堪了。吊古诗多触景生情,借景寄慨,写得比较虚。这首诗则比同类作品更空灵蕴藉。它从头到尾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着意造成了一种梦幻式的情调气氛,让读者透过这层隐约的感情帷幕去体味作者的感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江面烟雨迷蒙,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先后衰亡,宛如南柯一梦。江鸟哀婉啼叫,听来悲悲切切。
起句不正面描写台城,而是着意渲染氛围。金陵濒江,故说“江雨”、“江草”。江南的春雨,密而且细,在霏霏的雨丝中,四望迷蒙,如烟笼雾罩,给人以如梦似幻之感。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碧绿如茵,又显出自然界的生机。这景色既具有江南风物特有的轻柔婉丽,又容易勾起人们的迷茫惆怅。这就为下一句抒情做了准备。从首句描绘江南烟雨到次句的六朝如梦,跳跃很大,粗读似不相属。其实不仅“江雨霏霏”的氛围已经暗逗“梦”字,而且在霏霏江雨、如茵碧草之间就隐藏着一座已经荒凉破败的台城。鸟啼草绿,春色常在,而曾经在台城追逐欢乐的六朝统治者却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豪华壮丽的台城也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从东吴到陈,三百多年间,六个短促的王朝一个接一个的衰败灭亡,变幻之速,本来就给人以如梦之感;再加上自然与人事的对照,更加深了“六朝如梦”的感慨。“台城六代竞豪华”(刘禹锡《台城》),但眼前这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不解人世沧桑、历史兴衰的鸟儿在发出欢快的啼鸣。“鸟空啼”的“空”,它从人们对鸟啼的特殊感受中进一步烘托出“梦”字,寓有很深的感慨。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只有台城柳树最是无情,依旧烟笼十里长堤。
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风中摇荡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让人想起繁荣兴盛的局面。当年,十里长堤,杨柳堆烟,曾经是台城繁华景象的点缀;如今,台城已经是“万户千门成野草”,而台城柳色,却“依旧烟笼十里堤”。这繁荣茂盛的自然景色和荒凉破败的历史遗迹,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和转瞬即逝的六代豪华的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身处末世、怀着亡国之忧的诗人来说,该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而台城堤柳,却既不管人间兴亡,也不管面对他的诗人会引起多少今昔盛衰之感。我行我素的按照自然规律生长,所以说它无情,说柳无情,正透露出人的无限伤痛。“依旧”两字,深寓历史沧桑之慨。它暗示了一个腐败时代的消逝,也预示历史的重演。堤柳堆烟,本来就容易触发往事如烟的感慨,加以它在诗歌中又常常被用作抒写兴亡之感的凭借,所以诗人因堤柳引起的感慨更加强烈。“无情”、“依旧”,通贯全篇写景,兼包江雨、江草、啼鸟与堤柳;“最是”二字,则突出强调了堤柳的“无情”和诗人的感伤怅惘。
诗人凭吊台城古迹,回顾六朝旧事,免不了有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之感。亡国的不祥预感,在写这首诗时是萦绕在诗人心头的。如果说李益的《汴河曲》在“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的强烈感喟中还蕴含着避免重演亡隋故事的愿望,那么此篇则在如梦似幻的气氛中流露了浓重的伤感情绪,这正是唐王朝覆亡之势已成,重演六朝悲剧已不可免的现实在吊古诗中的一种折光反映。
这首诗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示人世的沧桑,以物的无情反托人的伤痛,而在历史的感慨之中暗寓伤今之意,采用了虚处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诗是初唐五言排律中的佼佼者,素来被诗论家所称道。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唐人可法者,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杜审言:‘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沈佺期:‘阊阖连云起,岩郎拂露开。’此类最为得体。”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评论说:“前人但赏其起语雄浑,须看一气承接,不平实,不板滞。后太白每有此种格法。”从这些评语里足以看出这首诗对当时诗坛和盛唐诗人的重要影响。
该诗是一篇感情真挚浓郁的友情诗。诗的前四句是说即将与友人离别,友人孟学士将要南下湖湘,此行可能经过狭窄陡峭的长江三峡,而自己则要西出塞外,与友人天各一方,相距万里之遥,故不胜看伤。这几句笔力苍劲飞动,写得很有气势,特别是开头两句,场面开阔宏大。
“零雨看王粲”一句中的王粲是东汉末诗人,“建安七子”之一。这里代指王勃。唐人诗中用典,多喜用今人与前代名人同姓者比附,此即一例。这句是因王勃被贬斥而生看伤借爱之情。“清樽别孔融”中的“孔融”是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这里当代指孟学士,以其才能、好客喜士与孔融相似而设喻。两句用典,一以姓同而比,一以事类,都很贴切身份。“徘徊”两句是设想之辞,说自亡与孟学土分别后将会彻夜不眠,望眼欲穿,等待大雁把信捎来。“骨肉”两句亦写别后情状,唯“胡秦外”与“关塞中”措语略嫌重复,只涉自己“西使”,而未切友人“南游”,但从通篇来看,不过是白璧微遐。
最后两句说剑锋耿耿,一则是比喻友人一腔正气,充沛天地。同时也暗示出自已“抱剑钦专”,“但令一顾重,不馁百身轻”(《刘生》),为国家荡平外寇、铲除奸佞的凌云壮志。
该诗送人而兼寓自已襟怀抱负,故题旨就比一般单纯写送别的诗深刻,特别是最后两句,使全篇陡然一振,豪情洋溢,托兴深远,就更非一般小儿女态临歧沾襟、凄楚伤感之作可比了。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