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登第，今称尔读书。
南风舟去疾，西野客来疎。
所着青衫旧，前官拟别除。
常有人登第，今称尔读书。
南风舟去疾，西野客来疎。
所着青衫旧，前官拟别除。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在杜甫的五言诗里，这是一首代表作。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到长安，然而诗人在长安往奉先县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所以诗中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这显示出了诗人敏锐的观察力。
原诗五百字，可分为三大段。开头至“放歌破愁绝”为第一段。这一段千回百折，层层如剥蕉心，出语的自然圆转。
杜甫旧宅在长安城南，所以自称杜陵布衣。“老大意转拙”，如同俗语说“越活越回去了”。说“笨拙”，是指诗人偏要去自比稷与契这两位虞舜的贤臣，志向过于迂阔，肯定是会失败的。濩落，即廓落，大而无当，空廓而无用之意。“居然成濩落”，意思是果然失败了。契阔，即辛苦。诗人明知一定要失败，却甘心辛勤到老。这六句是一层意思，诗人自嘲中带有幽愤，下边更逼进了一步。人虽已老了，却还没死，只要还未盖棺，就须努力，仍有志愿通达的一天，口气是非常坚决的。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杜甫自比稷契，所以说“穷年忧黎元”，尽他自己的一生，与万民同哀乐，衷肠热烈如此，所以为同学老先生们所笑。他却毫不在乎，只是格外慷慨悲歌。诗到这里总为一小段，下文便转了意思。
隐逸本为士大夫们所崇尚。杜甫说：“我难道真的这样傻，不想潇洒山林，度过时光吗？无奈生逢尧舜之君，不忍走开罢了。”从这里又转出一层意思：“生在尧舜一般的盛世，当然人才济济，难道少你一人不得吗？构造廊庙都是槃槃大才，原不少我这样一个人，但我却偏要挨上来。”诗人像这样讲，说不上什么原故，只是一种脾气性情罢了，好比向日葵老跟着太阳转。忠君爱国发乎天性，固然很好，不过却也有一层意思必须找补的。诗人想：“世人会不会觉得自己过于热中功名，奔走利禄？”所以接下去写道：为个人利益着想的人，像蚂蚁似的能够经营自己的巢穴；他却偏要向沧海的巨鲸看齐，以至于把生计都给耽搁了。诗人虽有用世之心，可是因为羞于干谒，一直以来都是辛辛苦苦，埋没风尘。
下面又反接找补。上文说“身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意思是：“尧舜之世，何尝没有隐逸避世的，例如许由、巢父。巢父、许由是高尚的君子，我虽自愧不如，却也不能改变我的操行。”这两句一句一折。既不能高攀稷契，亦不屑俯就利禄，又不忍像巢父、许由那样跳出圈子去逃避现实，只好饮酒赋诗。沉醉或能忘忧，放歌聊可破闷。诗酒流连，好像都很风雅，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诗篇开首到此，进退曲折，尽情抒怀，诗人热烈的衷肠非常真实。
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这一段，记叙、描写、议论并用。首六句叙上路情形，在初冬十月、十一月之交，半夜动身，清早过骊山，玄宗和贵妃正在华清宫。“蚩尤”两句的旧注多有错误。蚩尤曾经作雾，即用作“雾”的代语，下面说“塞寒空”即是雾。在这里，只见雾塞寒空，雾重故地滑。温泉蒸气郁勃，羽林军校往来如织。骊宫冬晓，气象万千。寥寥数笔，写出了真正的华清宫。“君臣留难娱，乐动殷胶葛”两句亦即白居易《长恨歌》所说的“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说“君臣留欢娱”，轻轻点过，却把唐玄宗一起拉到浑水里去。上文所谓“尧舜之君”，不过是诗人说说好听，遮遮世人眼罢了。
“彤庭”四句，沉痛极了。一丝一缕都出于女工之手，朝廷却用横暴鞭挞的方式攫夺来。然后皇帝再分赏群臣，叫他们好好地为朝廷效力。群臣如果忽视了这个道理，辜负国恩，就等于白扔了。然而王公大臣却都是如此，诗人心中根本不能平静。“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句中“如”、“岂”两个虚词，一进一退，逼问有力。百姓已痛苦不堪，而朝廷之上却挤满了这班贪婪庸鄙、毫无心肝的家伙，国事的危险如同千钧一发，仁人的心应该是会战栗的。
“况闻”以下更进了一步。“闻”者虚拟之词，宫禁事秘，不敢说一定。不但文武百官如此，“中枢”、“大内”的情形也不会比他们好一些，或者还要更加厉害。诗人听说大内的奇珍异宝都已进了贵戚豪门，这应当是指杨国忠之流。“中堂”两句，写美人如玉，被烟雾般的轻纱笼着，暗指虢国夫人、杨玉环，这种攻击法，一步逼紧一步，离唐玄宗只隔一层薄纸了。
诗中不宜再尖锐地说下去，所以转入平铺。“煖客”以下四句两联，十字作对，称之为隔句对或者扇面对，调子相当地纡缓。因意味太严重了，不能不借藻色音声的曼妙渲染一番，稍稍冲淡。其实，纡缓中又暗蓄进逼之势。貂鼠裘，驼蹄羹，霜橙香橘，各种珍品尽情享受，酒肉凡品，不须爱惜。在这里，本来文势稍宽平了一点儿，诗人又紧接着大声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也不肯放松，一笔也不肯落平。这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表面上一往高歌，暗地里却结上启下，令读者不觉，《杜诗镜铨》里评价说“拍到路上无痕”，讲得很对。骊山宫装点得像仙界一般，而宫门之外即有路倒尸。咫尺之间，荣枯差别这样大，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诗人不能再说，亦无须再说了。在这儿打住，是很恰当的。
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至末尾。全篇从诗人自己忧念家国说起，最后又以他自己的境遇联系时局作为总结。“咏怀”两字通贯全篇。
“群冰”以下八句，叙述路上情形。首句有“群冰”、“群水”的异文。仇兆鳌注：“群水或作群冰，非。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这一说法不妥，这首诗大约作于十月下旬，不必拘泥于隆冬时节。作群冰，诗意自惬。虽然冬天很寒冷，但高处的水流激湍，水还没有冻结。下文“高崒兀”、“声窸窣”，作“冰”更好。这八句，句句写实，只有“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两句，用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典故，暗示时势的严重。
接着写到家并抒发感慨。一进门，就听见家人在号啕大哭，这是非常戏剧化的。“幼子饿已卒”，“无食致夭折”，景况是凄惨的。“吾宁舍一哀”，用《礼记·檀弓》记孔子的话：“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舍”字有割舍放弃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我能够勉强达观自遣，但邻里且为之呜咽，况做父亲的人让儿子生生的饿死，岂不惭愧。时节过了秋收，粮食原不该缺乏，穷人可还不免有仓皇挨饿的。像自己这样，总算很苦的了。”诗人当时不一定非常困苦，因为他大小总是个官儿，照例可以免租税和兵役的，但他尚且狼狈得如此，那么一般平民扰乱不安的情况，就要远远胜过他了。弱者填沟壑，强者想造反，都是一定的。诗人想起世上有很多失业之徒，久役不归的兵士，那些武行脚色已都扎扮好了，只等上场锣响，便要真杀真砍，大乱的来临已迫在眉睫，他的忧愁从中而来，不可断绝，犹如与终南山齐高，与大海一样茫茫无际。表面看来，似乎穷人发痴，痴人说梦，但实际上过不了多久，安史之乱一爆发，渔阳鼙鼓就揭天而来了，这也正体现了诗人的真知灼见。
这一段文字仿佛闲叙家常，不很用力，却自然而然地于不知不觉中已总结了全诗，极其神妙。结尾最难，必须结束得住，方才是一篇完整的诗。诗人的思想方式无非是“推己及人”，并没有什么神秘。他结合自己的生活，推想到社会群体；从万民的哀乐，来推定一国的兴衰，句句都是真知灼见，都会应验的。以作品内容而论，杜甫的诗是一代史诗，即使是论事，他的诗也是可以供千秋万代的后世加以鉴戒的。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此诗以时令即景起兴，蕴含深沉复杂的感慨。秋日黄昏，天高地远，沈千运返还气候已寒的深山，走向清苦的隐逸的归宿。知友分别，不免情伤，而诗人却坦诚地表示对沈的志趣充分理解和尊重。所以接着用含蓄巧妙、多种多样的手法予以比较描述。
在封建时代，仕途通达者往往也到老大致仕退隐，那是一种富贵荣禄后称心自在的享乐生活。沈千运仕途穷塞而老大归隐，则别是一番意趣了。诗人赞赏他是懂得了人生一世的情事，能够把俗士视为畏途的深山隐居生活，怡适自如，习以为常。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曾把深山隐居描写得相当可怕：“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茏葱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以为那是不可久留的。而沈千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游息，无所不到，显得十分自在。山石流泉淙淙作响，恰同风吹雨降一般，是大自然悦耳的清音；桂花缤纷，松子满地，是山里寻常景象，显出大自然令人心醉的生气。这正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的情趣和境界，而为“遁世无闷”的隐士所乐于久留的归宿。
深山隐居，确实清贫而孤独。然而诗人风趣地一转，将沈比美于汉代真隐士韩康，调侃地说，在山里采药，既可卖钱，不愁穷困，又能服食滋补，延年益寿。言外之意，深山隐逸却也自有得益。而且在远避尘嚣的深山，又可自怀怡悦，以白云为友，相邀共饮；有明月作伴，到处可眠。可谓尽得隐逸风流之致，根本不会有孤独之感。
最后，诗人出奇地用身、魂在梦中夜谈的想象，形容沈的隐逸已臻化境。这里用了《世说新语·品藻》中东晋名士殷浩的典故。较之名士的“我与我周旋”，沈独居深山，隔绝人事，于世无名，才是真正的毫无竞心。他只在睡梦中跟自己的灵魂反复交谈自己觉醒时的行为。诗人用这样浪漫的想象，暗寓比托，以结束全诗，正是含蓄地表明，沈的隐逸是志行一致的，远非那些言行不一的名士可比。
综上可见，由于诗旨在赞美沈的清贫高尚、可敬可贵的隐逸道路，因此对送别事只一笔带过，主要着力于描写沈的志趣、环境、生计、日常生活情景，同时在描写中寓以古今世俗、真假隐士的种种比较，从而完整、突出地表现出沈的真隐士的形象。诗的情调浪漫洒脱，富有生活气息。加之采用与内容相适宜的七言古体形式，不受拘束，表达自如，转韵自由，语言明快流畅，声调悠扬和谐。它取事用比，多以暗喻溶化于描写隐居生活的美妙情景之中，天衣无缝，使比兴形象鲜明，而又意蕴深厚，神韵维妙，呈现着一种饱满协调的艺术美感。大概由于这样的艺术特点，因而这诗尤为神韵派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