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写暮春景象,诗语无片言只字言及暮春,远比明言还要强烈。因为四种物色的形象是那样鲜明,有力地打人人们的感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看出:那育雏的春莺就栖止在浓枝密叶之中,那欲绝的游丝也正伴着黄蜂飘然飞去。动静相问,层次分明,交织成一幅浑融的圆面,见出诗人运笔状物之妙。
次二句转入人事活动。两句诗只摆出青春少年,妙龄女子,青白色的酒壶中满盛着琥珀色美酒,不再说什么,而一幅青年男女游春宴饮的画面已呈现在我们眼前。至于那宴饮的具体情景,是否“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欺缴”,都留给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去加以补充。艺术的启示力极强,含蓄而有余味。将这两句与首二句合观,宴饮乃发生在暮春背景之下,这不禁又发人深省。明媚春光,可谓良辰美景。男女游赏,可谓赏心乐事。面对暮春,他们是想用赏心乐事去冲淡良辰美景即将逝去的失落心境呢?还是惶恐于良辰美景的即将消歇,想更多享受一些赏心乐事呢?总之,两种情景的重合,使这两句诗从字面之外喷薄出一股珍时惜逝、汲汲不可终日的浓郁情思。诗意不是出自诗语所叙,而是产生于甄种情景的配合,耐人品味,妙不可言。
诗的后半句写大好春光无可挽回地逝去。这样一点简单的意思,用了四句诗,却不觉冗长,其中大有奥妙。“花台”二旬将花与春充分拟人化,写得生动引人,情意缠绵。本来是春去花谢,主动者在春,诗人却偏偏反转来说,花谢春归。由于花事欲暮,不免使春兴味索然,要黯然辞别归去了。然而花对于春,又是那样饱含系恋之情。你看,花瓣虽已离枝,却还要做一次最后的挣扎,随风回旋起舞,它是多么想用自己的生存留住那美好的春天。这落花恋春的背后又何尝不括含青年惜时的深慨。落花的情态又不免诱发一个问题:它那竭尽生命的努力,便能留住春天吗?这使得后两句很自然地成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呼一应,迭宕有致。四句诗里隐含一问一答,以落花为问,以榆荚为答,构思巧妙,笔路活脱,意趣盎然。
这首诗形象凸出,色彩鲜明,无论是垂杨春莺,残丝黄蜂,还是绿鬓金钗,落花青钱,无不、以其分明的形色深深印入人们脑中。而其组章造意,含蓄奇掘,攫人思绪。这些都表现了李贺诗艺术的特色。
诗一开篇,着笔高远,“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秋晨清露白鹤,一连 串明静、清丽而活泼的意象,给山描绘了一幅雄阔的背景图,寄寓诗人“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浩然之气。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诗人以平淡的笔墨,叙述了登山的历程:“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愚溪上有木桥相连,桥之“危”,路之“萦回”,道出了诗人心怀恐惧、仕途艰危的复杂感情,与上联形成极大的反差,正表现诗人执着追求而重受挫折、处境艰危的困苦心境。临山,诗人先以九嶷与洞庭对举,重彩描绘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九疑在永州南宁远境内,是舜帝归魂之所。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洞庭在湘北,是楚怀王放逐屈原的地方。屈原在《湘夫人》中写道:湘君迎候湘夫人,秋水伊人,望眼欲穿,看到的却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绪茫茫,忧从中来。诗人描写一高一小、一明一暗的两组意象,让人联想,意味无穷。登山辽望宇宙间,心中的意念早已超出宇宙万物,“目击道存”,天地之间,惟此而高。“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也可看成自况语,表现了诗人遗世独立,睥视一切的情怀。诗中意与象、情与景、神与形相互交融,把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的物象,物化的背后却是焦渴的期盼。诗人这种理念,这种期盼,寄希望于北去的潇湘水带到遥远的长安,也希望遥迢的风能给被谪贬的人带来好消息。遭贬谪七年了,无所事事,纷扰平庸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日子过得胆颤心惊。诗人把自己比作满肚子苦水的奴隶,面对愚昧,害怕再受困扰,再次扑倒;面对“亲爱”者的疏远,期盼愈觉渺茫。在执着追求与重遭挫折这对矛盾中,诗人无可奈何,只好到现实中求解脱:“偶兹循山水,得以观鱼鸟。”诗人这种祈祷解脱,正反衬出诗人受羁绊不得自由的内心巨痛。
这是赠给崔策的诗,崔策字子符,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属中表亲,当时就学于诗人。柳写有《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他“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亲戚加师生的双重关系,心中的真实得以应时而发。诗中以“鹤鸣”暗喻、“连袂”点题,点明这种关系和崔策对诗人的敬重,结篇以一“幸”字收束,以表诗人的感激之情。除此之外,通篇未涉及崔策,而是言事抒情明志。刘熙载在《艺概》里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诗人自得其屈原的真传,借“九疑”、“洞庭”,让人联想到舜帝之圣明,湘夫人“倚靡以伤情”,寄寓君臣际遇、人生离合之痛,寄托自己的不幸。诗人还创设了一连串精妙意象:“两仪”暗喻崇高的理念,“驰景”、“寒篠”、奴隶、鱼鸟,无不寄托或愿望、或担心、或痛苦的情怀。诗人又精于炼字。 “危桥”并非实景,乃是心境,是恐惧的写照。“萦回”既是写实,也象征仕途艰难。还有诗中的“泛”、“递”,热盼之情溢于言表;“循”、“观”二字,无奈中的潇洒,痛人心脾。前人论诗“用字”是“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罗大经《鹤林玉露》),诗人最得其妙。
纵观全诗,离骚风韵,字字心血,却又真的做到了“岭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随园诗话卷三》)。
这首词是作者和朋友王实之六首唱和词中的第四首。上片以韩世忠为例,提出在大敌当前时,应放宽尺度,重用人才;下片抚今追昔,指出国势垂危的情况下,不应幻想依靠天险,而应依靠能拯世扶倾的英雄。全词感情丰沛流畅,词句凝练有力,用典精妙自然,意气风发、朗朗上口。
“国脉微如缕”,一个“缕”字,让人想起飘忽不定、一触即断的游丝,想起“千钧一发”的危急。一个极形象的比喻,说明国家的命脉,实在已经衰微不堪。于是发一声问:不知何时才能请得长缨,将敌方首领擒缚!当时,蒙古贵族屡屡攻宋,南宋王朝危在旦夕,但统治者却不思进取,嫉贤妒能。头三句的劈空而下,将形势的紧迫,统治者的麻木不仁,请缨报国之志士的热忱,尽情表达出来,纸上铮铮有声。
接着,作者抒发任人唯贤的议论。以“未必”二字起句,道出了作者的自信,人间自有降龙伏虎的好汉,只是无人不拘一格任用人材。如不信,试看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吧。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年轻时有“泼韩五”的浑号,出身行伍,既没有名师传授,也未遇神仙指点,但是却能在谈笑之间大战两河,成为抗金名将。有了这些名将贤相,“国脉微如缕”的惨状也就有扭转的可能了。
以下又连用西汉张良遇谷城公(即黄石公)传授《太公兵法》和唐将李筌得骊山老母讲解《阴符经》而俱立大功的两个典故,来说明即使没有承授与凭借,照样也可以保家卫国建立功勋。作者频频使用“问”、“未必”、“试看取”、“岂……也……”等词,既增加了感染力,而且一气呵成,逻辑严密,虎虎有生气。这种宏论高议,以诗的语言和情感发出,更具一种动人的力量。刘词议论化、散文化和好用典故的特点,于此可见一斑。
下片,作者进而联系到自己的遭遇。“棋柝联句”,表达作者报国从军的夙愿。但这一宏愿都成了过去的梦了。登楼远望,揽镜自照,伤感一事无成,痛心国势日非,愁肠百转、感慨万千。一声长叹,将那长期以来怀才不遇、屡屡丧失杀敌报国之机的心情,尽数迸发了出来。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下边两句,将当时边境上疾风扑面、黑云压城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北风,暗指北来的蒙古兵,它既点出了入犯的方向,也渲染了入犯者带来的杀伐之气。敌方进攻用的冲梯,屡次狂舞于边城,蒙古军队攻势的凶猛和情势的危急,由此可见。金汤,指坚固的防御工事,张许指张巡、许远,安史之乱时,他们坚守睢阳,坚贞不屈。大敌当前,假如没有像张巡、许远这样的良将,即使有坚固的城池,也不能久守。“汉拜郅都,匈奴避境;赵命李牧,林胡远窜。则朔方之它危,边域之胜负,地方千里,制在一贤。”(《旧唐书·突厥传》载卢俌上唐中宗疏中语)这里再次提到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
作者以反问句式写出上面两句,有理有据,足以服人。接着,作者大声疾呼:好汉们,不需再计较个人得失,不需发无聊之呻吟,赶快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吧!这是对爱国志士的期望,也是和王实之共勉。这两句,句短气促,喷涌而出,极富鼓舞力量。
此词慷慨陈词,议论风发,笔力雄壮,又极尽抑扬顿挫之致;运用了大量典故,自然贴切,蕴义丰富。这是宋末词坛上议论化、散文化与形象性、情韵美相结合的代表作。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