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峨东岳高”一句,开门见山,吟咏泰山巍峨高大,“秀极冲青天”,既勾画出直刺云霄、高耸陡峭的山势,又把静止的山峰写得生气蓬勃,富含动态之美。
与前两句从大处着眼不同,下面四句则着眼于细部描绘。山石峥嵘竟然分割了天空,显得格外静穆幽远。此山此石仪态万方,看上去好像是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其实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诗中出现的“秀”、“幽”、“玄”、“自然”等词,与魏晋时期的思想崇尚及人物品评理论有关,在这里用来形容泰山,折射出鲜明的魏晋时代色彩,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诗人对泰山的赞叹与景仰。但诗人在感叹泰山神秀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个人身世的坎坷与艰辛。诗人质问造化:你既令泰山如此迷人,却为何又使我遭受命运的坎坷,屡遭颠沛流离之苦。
诗人的确与普通女子有很大不同,她在提出质问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作悲痛哀婉的泣诉,而是笔锋一转,在诗中融进自己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高耸入云的泰山,面对神秘莫测的造物主,诗人没有因为自身遭遇而悲伤沮丧,而是决心投身于山川这雄奇壮伟的怀抱,以顺应自然,终亨天年。
该诗虽有哀痛激愤之语,但对泰山之美的描写却并不是为了衬托这些情绪,而是为了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真挚而热烈的爱,这种爱与诗人坚强不屈的性格相交融,使诗人在面对泰山时淡定而又坚强,这是一种非凡的气度,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崇高精神状态,也是诗人在遭遇困境时更加主动地融入自然,感受自然魅力的原因。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流”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
首句写塞外大风掠地而过,将烧山的猎火吹得火势熊熊,从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这座山头连到那座山头。一方面显示了打猎场面的壮阔,另一方面也揭露边将沉湎于狩猎的情况。
次句接着写由于打猎之故,碎叶城城门大开,防守疏漏。碎叶城在今中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唐时属安西大都护府。“孤城”二字暗示碎叶城处在边防最前沿,孤立无援,形势严峻,对于能否扼守住边关,防止外敌之侵入,举足轻重,边将却骄奢轻敌,城门洞开地出猎而去,其危殆之势无异于引一发而垂千钧。诗人的焦虑和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三、四两句写在守卫烽火台的戍卒的阵阵欢呼声中,将军猎归,大获猎物。“烽子”,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紧急而举烽者也。”如今“烽子”不去守望敌情、举燃烽火,而去守候猎物、举燃猎火;不去呼报敌情紧急,而去欢呼猎罢归来,讥讽之意显而易见。
此诗写边将夜猎的场面,虽然背景壮阔,显得有声有色,但并不是为了歌颂,而是寄寓诗人对边防松弛的忧虑和对边将玩忽职守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