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升是一位著名的词选家,其词如“晴空冰柱”,今读此词,颇有此感。
上片写夜寒苦吟之景状。词人生在南宋中期,早年放弃科举,遯迹林泉,吟咏自适,填词是他精神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首词看,即使夜阑人静之时,他还在苦吟不已。起二句云:“万籁寂无声,衾铁稜稜近五更。”夜,是静极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深夜不睡的人,方能有此体会。“稜稜”二字,使人感到布衾硬得好像有稜角一般,难以贴体。至“香断灯昏吟未稳,凄清”二句,词人则把注意力从被窝移向室内:炉中沉香已尽,残灯如豆,昏暗异常,凄清异常。至“只有霜华伴月明”,词人又把注意力转向室外,描写了明月高悬、霜华遍地的景象。五句三个层次,娓娓写来,自然而又逼真。“吟未稳”者,吟诗尚未觅得韵律妥贴、词意工稳之句也,三字写出词人此时之所为,可称上片之词眼。由于“吟未稳”,故觉深夜寂静被子寒冷,香断灯昏;又由于“吟未稳”,才觉霜华伴月,碧空无边。而“凄清”二字,则烘托了本文的整个氛围,不贯穿整文,随处可以感到。由此可见,词的结构是井然有序、浑然一体的。
下片词人从自己的“吟未稳”联想到梅花的“睡不成”。冰寒大地,长夜无眠,词人居然不说自己感到烦恼,却为梅花设身处地着想,说它该是烦恼得睡不成了。此语奇警,设想绝妙。接下去二句说:“我念梅花花念我,关情。”此句点明不仅他在想着梅花,梅花也怜念起他来了。他们竟成为一对知心好友!
这种构思,确实是奇特异常;这种格调和意境,确实是空幻的。它非常形象地勾画了一个山中隐士清高飘逸的风采。它的妙处尤其表现在将梅花拟人化。
结句“起看清冰满玉瓶”,跟以上两句不可分割,互为联系,词中句断乃为韵律所限。因为词人关切寒夜中梅花,于是不顾自己冷暖,披衣而出,结果看到,玉瓶中的水已结成了冰。至于梅花呢,他在词中未提及,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蕴意深远,饶有余味。如果词人在词中将梅花说尽了,说梅花冻得不成样子,或说梅花凌霜傲雪,屹立风中,那就一览无余,毫无诗意了。由此可见词人手法之高明。
从整个词来说,晶莹快洁,恰似玉树临风;托意高远,说它的风格如“晴空冰柱”,不是很相宜么?
中唐人以白描叙日常生活,往往曲尽人情。朱庆余《闺意上张水部》写洞房花烛夜后的新嫁娘,令人过目不忘;王建《新嫁娘词》内容如朱诗之续,艺术上亦不相让。
古时常言新媳妇难当,在于夫婿之上还有公婆。夫婿称心还不行,还得婆婆顺眼,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古代女子过门第三天(俗称“过三朝”),照例要下厨做菜,这习俗到清代还保持着,《儒林外史》二十七回:“南京的风俗,但凡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画眉入时固然重要,拿味合口则更为紧要。所以新媳妇总会有几分忐忑不安的。
“三日入厨下”直赋其事,同时也交待出新婚的特定程序。“洗手”本是操作中无关紧要的环节,写出来就有表现新妇慎重小心的功效——看来她是颇为内行,却分明有几分踌躇。原因很简单:“未谙姑(婆婆)食性”。考虑到姑食性的问题,颇见出新妇的精细。同样一道羹汤,兴许有说咸,有说淡。这里不仅有个客观好坏标准,还有个主观好恶标准。“知己不知彼”,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她需要参谋,还要考虑谁来参谋。夫婿么,十个男儿九粗心,他在回答母亲食性问题上,也许远不如对“画眉深浅”的问题来得那么叫人放心。而女儿才是最体贴娘亲的,女儿的习惯往往来自母亲的习惯,食性亦然。所以新嫁娘找准“小姑”。味”这东西,说不清而辨得出,不消问而只须请“尝”。小姑小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总未成年,还很稚气。她也许心想尝汤而末敢僭先的,所以新嫂子要“遣”而尝之。姑嫂之间,嫂是尊长。对夫婿要低声问,对小姑则可“遣”矣。情事各别,均应服从于规定情景。这两句切合人物的身份和特定的生活情境,写得细腻传神。
诗人写到“尝”字为止,以下的事情,就要由读者去补充了。这样反觉余味无穷,体裁的限制转化为表达的优长。由于诗人善于描写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心理,寥寥几笔便勾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慧黠的新嫁娘的形象,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