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第一首诗的前六句是追怀往昔的汴京之游。作者少年时代,是个裘马轻狂的贵公子。“少年豪华自放,挟轻肥游帝京,押官妓李师师,缠头以千万,酒船歌板,宾从杂沓,声艳一时。”(《宋诗钞·具茨集序》)这段记载,可视为“少年使酒走京华”两句的注脚。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才华横溢,芳容绝世,此诗以苏小小指代李师师。“看舞”、“听歌”两句,是回忆昔日的风月繁华和对名妓歌舞的欣赏。《霓裳羽衣曲》是唐乐,相传为唐明皇所制;《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所造,后主曾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诗人想到这些轻歌曼舞来,仍觉声犹在耳,舞姿婆娑。紧接着,回忆起名妓李师师居处的豪华和环境的优美,显出名妓居处的幽雅,但是这些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最后两句诗,发出眼前的感慨。昔日的风月繁荣此时已风流云散,昔日的座上客已一半不在人间(这句是从杜甫“亲朋半为鬼”句化出),李师师虽在,但文期酒会的主人也已如星之散落,彼此天各一方了。
第二首写法与第一首相仿佛,并且用同一韵,只不过变换了一下字面与典故,首句写春日步月的冶游之乐。章华台在楚,章华门在齐,汴京并无章华台或章华门,这里不过是借用其名喻指京华罢了。《汉武故事》说,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以后“青鸟”便成了爱情的使者,这里是写诗人与名妓的欢会。颔联两句,与第一首的颈联相似。颈联两句写名妓装束与体态之美。最后两句是劝慰友人江子之并与友人共勉的话:劝友人不要一生惆怅,他们虽然将要分手了,但彼此所在,不过是相邻州郡,并不是天涯海角,还是后会有期的。
这两首七律在宋代曾传诵一时,或与晁冲之的风流韵事有关。诗人所追怀的是少年豪华自放的狎妓生活,在内容上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不过在艺术上却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吕本中把晁冲之放在江西诗派中,但他又认为晁冲之与江西诗派的师承不同。“众人学黄庭坚,叔用独专学杜诗。”(《具茨集序》)从“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一联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句法。“鬓深钗暖云侵脸,臂薄衫寒玉映纱”两句,是从杜甫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化出,但他缺乏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便落入晚唐纤巧一路。不过,这两首诗还是有为人称道的佳句。如“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两句。
上片写对友人怀念的深切。“尊酒何人怀李白”两句,运用杜甫怀念李白的典故,抒写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何人”,当然是指杜甫,故作设问,不仅增加了句法的变化,也使语言显得含蓄有味。杜甫、“草堂”都是词人自喻,“李白”、“江东”则是他喻,即比喻友人,亦即“扬州席上”的主人。“珠帘十里卷香风”,用杜牧诗意写扬州,暗指东道主王存,与上文“怀李白”、“指江东”语意相承。词人怀念之情虽深,可是“花开花谢,离恨几千重”。“花开花谢”,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这里是说离别之久;“离恨几千重”,是夸说离恨之深,而且使抽象的感情有了形体感,似乎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有了上片的铺垫,下片写扬州席上意外相逢时的惊喜和迷惘,就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了。“轻舸渡江连夜到”,承上“珠帘”句,点出题目“夜到扬州”。词人是从江南京口渡江而来的,所以才如此便捷。“一时惊笑衰容”,紧承前句,写出了与友人意外相逢时惊喜参半的复杂感情。词人当年已56岁,又久历宦海沉浮,天涯游宦,说是“衰容”,想来是极为吻合的。彼此倾谈时,词人还发现,对方“语音犹自带吴依”。结穴二句写“席上”的情事:“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里化用杜甫写乱离中与亲人偶然重聚时深微感情的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来表现这次重逢时的迷惘心态,从而深化了与老友间的交谊。
这首词真实地表露了词人当时“量移”后的心境。“量移”,虽未能彻底平反昭雪,但已显现出宽赦之君恩。所以,词人先以李白受谗自喻,后以杜甫乱中幸得生还相譬,其用事贴切,暗与自己实际遭遇相合。故而在六十字的短短篇幅中,写了相忆、相聚、慰藉、话旧、伤离等广阔的内容,含蓄地倾诉了自身之不幸遭遇,使作品更富于感愤。使人读之浮想联翩,为之凄然。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