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全词仅用一句将过去淡淡揭过,而以大量的篇幅写现在。说过去的事如烟云一样地过去了,说得多么的轻松,其实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已沦陷于金人十二年。他十五岁时即接受祖父辛赞的委托,到当时金首都去刺探军事情报,以作恢复的准备。二十一岁就聚有义士二千余人,后投入义军耿京的部队,为耿京掌书记。就在他二十二岁时,代表耿京奉表南归。在他回山东复命时,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杀耿京以降金,义军云散了。辛弃疾立即驰赴海州,仅以数十骑闯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献俘行在,一时名震朝野。四十岁即已任至湖南安抚使。他一生为了恢复祖国的统一,屡建奇功。但也因为他毕生坚持抗战,所以也为主和派所不容。风风雨雨四十年,历尽诬罔屈辱之艰辛,然而他只用“云烟”二字,写得十分轻淡。其实这淡,正是未能忘情的压抑之浓。真的淡了,那就连这“云烟”二字都不用提了。“蒲柳”是谦词,说自己经不起衰老,但同样也是不满之辞。抗战的英雄为“蒲柳”,得意的投降派倒是什么长青之松柏了。可见其慨深厚。既不得用,那么还能干点什么——最好是醉、是游、是睡。这虽不无愤慨,但对老人倒也不失是一帖安心养性的良方。
下阕,他要儿子们在农事了了之后,及时完粮纳税。他虽以方帅而退居林下,丝毫不弄特权,教育子辈不忘国家,故嘱咐纳粮宜早。剩下的要量入为出,勤俭持家。题作“以家事付之”,这种嘱咐,足见稼轩之为人。嘱咐过了,事情有了交待,但作为“乃翁”还是要管点事的。那就管管花木,管管山水。
这阕词外表写得悠闲自得,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感到它骨子里正激荡着未能为国家统一大业出力的压抑不平之气。对于一下子从火热的事业中退下来的这位老人来说,宜醉、宜游、宜睡的生活态度和管竹、管山、管水的生活情趣固然是可取的,然而,他那一颗激荡的心,却不能如此安顿。所以这种悠闲所掩饰的那一番几乎使他隐了一辈子的痛苦,更令人感动。
这是一个战士休闲时的心态,是以休闲而唱出不甘休闲的变调。身闲而志不闲,这才是处于静态的战士的本色。
中唐时期牡丹诗佳篇迭出,王建此篇不写牡丹一时之态,而是从牡丹之贵写到牡丹之美,再写牡丹凋零,用变化的角度去赏牡丹,道尽惜牡丹之情。
诗作开篇言牡丹之贵,“名价别”三字直接道出牡丹的尊贵凌驾于诸花之上。随后作者用一个益字,生动的描写了长安城内牡丹花开的盛况,诺大的长安城处处是牡丹盛开,那繁盛的景象就好似要溢出来一般。此“益”引申为“满”,如同韩昌黎“绝色烟柳满皇都”,两诗皆非单讲数量之多,而是从更深层的去讲,韩诗更多的是写春满长安,而王建此句是讲牡丹的气质风采风靡了长安。用笔夸张大胆,用字生动准确,令人深切感受到牡丹之盛。
后句用反衬的写法进一步说牡丹之美,苓蔆是传说中的香草,却被牡丹的花香比的羞愧欲死;山踯躅是颜色红艳的花,遇到牡丹的艳色却显得黯然失色几如枯萎。这样的描写下,即使没见过牡丹的人也能感受到牡丹超绝的鲜艳和芳香。紧接着,作者描写牡丹的气韵。枝干为柔光所笼,而花朵被妖艳的色彩晕染了娇嫩的肌肤。前句描写牡丹纤细的枝干姿态和气质,后句则以美女嫩肤为比喻写牡丹的花朵的质感,分别从不同角度生动描述牡丹花的娇美。随后,作者用大量比喻,描写牡丹花的细节。用金粉来比牡丹花的黄蕊,而满字也生动的写出牡丹花蕊之繁;用缕缕红流苏来比牡丹翻卷的花瓣,写出了牡丹花瓣色泽和形态。“好和”句,以衬托笔法写牡丹之贵。香气可以熏染御衣,姿态可以描画入宫图,都是用皇家所用来衬托牡丹气质的高贵。
随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开始写牡丹的晚态和凋零,用哀愁的新妇,望着病夫的女子,分别写牡丹的将谢和凋零。用拟人的笔法,写出了牡丹的晚态,惹人怜惜。从写牡丹之盛到牡丹之贵再到牡丹之美转而写牡丹将谢,再写牡丹凋零,作者一步步引导大家从赞叹到喜爱再到怜惜。这时作者发出感慨,请大家珍惜花时,客人能多赏一会儿就多赏一会儿吧。这时的感慨已经是水到渠成,通过前面的描写,读者此时对牡丹的怜惜应也感同身受,仿佛作者是道出了我们心中之所想。
最末,作者用一夜清风起,千金买亦无,道出了花时难久的怅然。开篇之盛艳,末尾之冷清,强烈的对比让末尾仿佛一副大留白的画卷,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清风吹过,花亦凋零,这其中是不舍,是怜惜,是冷清,种种情感由人品读。
借凋零写惜花非王建独有,白居易就有《惜牡丹花》开一时之风气:“惆怅阶前红牡丹, 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 夜惜衰红把火看。”此后李商隐的效仿作《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苏轼亦作:“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而尽管王建的牡丹诗同样是写凋零写惜花,却是从花开写到花落,借对情感的把握的细致入微,用精心的铺垫将读者引入到那种怅然若失的情景当中。诗作描写过渡自然,惋惜怅然之情水到渠成。王建的牡丹诗从单纯的赏牡丹落笔,惜牡丹入情,不寄托政治抱负个人得失,就是写一个“赏”字,且赏出了独特的风格,乃唐代赏牡丹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