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州到湖州)。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他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对得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他引这两句杜诗,是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这些,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他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他思想上已一扫而空,他已不必像古人那段“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洁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会惹下很多“口业”。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像是针对“乌台诗案”的谶语,但实际上诗人是不可能预知的。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已有害,幸而他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他关注时政的心还在,一切不闻不问的努力还是会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超脱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诗人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意思是: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在“乌台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过于“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好讽刺,转而为白居易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
这是一首讽刺地方官员以进贡方物为名,行市恩买宠之实的诗,词微义显,言正行方,全诗可分为两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意思是说,远方贡物,不该强取。首二句由怀古领起。“铜柱”、“朱崖”,暗指杜侍御出旧的地点,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横海将军(韩说)拜将坛、征讨东越之地。言外之意,历史上的两位战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才到了那里,功彪千载,名垂青史,如今杜侍御为了攫取贡物,取悦皇帝,也到了那里,孰公孰私、孰尊孰卑,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若说一二句是侧面讽谏的话,三四句就是从正面进言。意思是说汉唐国力强盛、为其威望所折服,南越人自会心甘情愿向朝廷进献像珊瑚树那样的珍贵礼物,又何必劳驾杜侍御不辞辛劳、万里迢迢前去亲自索要。
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杜侍御冒险而夺取贡物,未必能取悦皇上。五六句承首句,突出“道路难”三字。马精疲力尽,还要爬山涉水,唯恐太阳下山赶不及路程;船,孤帆无伴,还要冲波鼓浪、冒着春寒艰难行驶。两句将杜侍御为逢迎,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人及其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七八句,以反言若正的笔法,表面上为粉饰朝廷、为君王开脱,实则寓含更深刻的讽刺。从“多恐”二字里透露了这一消息,可谓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此诗紧扣御史的职责和其卑鄙行为,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起到辛辣讽刺的效果。
“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着重写故友的重逢与别离。“憔悴”是说他们相遇时俩人的形貌已憔悴不堪,早已不象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了。不仅重逢在垂暮之年,且颠沛奔波于天涯海角,这就更令人感慨嘘唏了。然而,友谊却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淡漠,人虽憔悴,感情友谊并未憔悴。前句抑,后句扬,且重叠两个铿锵作响的“故”字加以强调,通过白描式的叙述,久别重逢时的喜悦,和对纯真友谊的珍重,在吟咏之中,自然能体味得出。“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这是一个急转。好友重逢,理应畅叙离情,如今却不能如愿。为了生计,大家匆匆相聚,又匆匆分别,怎能不伤怀、悲切呢!情之所至,开怀畅饮,唱一曲《阳关三叠》以遣情怀。然而,唱到动情处,呜呜咽咽,实在无法再唱下去了。这是真情的流露。。
“愁无据。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在他乡遇故知,俩人都是人生旅途上的匆匆过客。正如苏轼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天涯沦落人,聚散苦匆匆。今朝一别后,何日再相逢?一个“更”字道出这是非同一般的送别和愁怨之深。“愁无据,塞蝉鸣处,回首斜阳暮。”此时俩人心头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是很难用言语尽情表达的。只有在依依惜别,频频回首相望中,看着斜阳在寒蝉鸣叫的树林里降落,天色逐渐黯淡下来,这种感情才体味得更深切。以写景结句,点出时令,渲染离别的环境气氛,不言愁,而愁自见。
全词风格婉约、言辞朴实、情感真挚,没有对匆匆相逢又别离的全过程进行具体描写,而是侧重突出即将分手之时的愁情,写得凄恻动人,可谓送别词中的佳作。唐代诗人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诗就对这种客中相见又分手的情形作了细致的刻画,可与本词参照理解。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