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江南自然风景的词,词全用白描,清丽简淡,描摹如画。
“十里湖光载酒游,青帘低映白苹洲。西风听彻采菱讴。”和着西风在小舟之上饮酒,醉心之趣,好似听见采莲曲悠扬地在湖面上拂过,又有沙岸上美女水袖飘然,翩跹起舞,自是美不胜收。
“沙岸有时双袖拥,画船何处一竿收。”此时纳兰又借李后主《渔夫》中“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依有几人”一句,表达身在舟中,好似渔夫撑竿,尽享自然情趣的美好感触。当年李后主身为君王身不由己,只得写这样一阕词,画饼充饥,以抚慰自己疲惫无奈之心:在美景之中,纳兰是否也如后主一般惆怅地期待,我们并不能身临其境地大胆猜测,但至少从这词看,基调明朗闲适。纳兰对山山水水尤其喜爱,心心念念想要回归自然,为天地之间的一名酒客便可。这心愿,从满首词间漫溢的情趣就可窥见。
全词清新、雅致,勾勒出了秦淮河灯火之夜:湖面、小舟、酒家、沙堤、美女、灯火,表现了词人欣赏与意欲回归大自然的情趣。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的起首六句先写宗氏先祖的荣耀。“全盛日”指宗氏祖人宗楚客的发迹之时。他是武则天的堂姊之子,进士出身,三度为相。后因依附韦氏、安乐公主,韦氏败,亦受诛杀。前两句意为:想当初你们宗家全盛之时,先人宗楚客曾三次任相,在朝中是多么显赫啊!“斩鳌”两句,引用《淮南子》中女娲补天之神话,说明宗楚客的政绩辉煌。《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为用女娲补天之奇功,喻示宗楚客在武后和中宗朝,分别于神功元年(697年)、长安四年(704年)和景龙元年(710年)为相,经天纬地有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日月顾”是以侧面描写续写宗楚客的声名远大,竟连日月也为之注目。唐制,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诗文中多以凤凰池称宰相。宗楚客既三次为相,故曰“三入凤凰池。”
自“失势”句至“松柏”句写宗氏的衰败没落。《三辅黄图》载:“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七、八两句即用此典。“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写宗氏虽自青云跌落尘世,犹不改好客之风,依然有三千宾客登门,以致使路面为之而被踩得“光”亮。“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是记宗楚客获罪被诛以后,并未再闻有放罪之事,相反赠葬极为典重,以致太白有此赞誉。这两句意为:皇上见宗楚客诛后,就不再对宗氏一族再予追究,原先的天怒就此平息,所以人虽遭诛,但宗楚客的墓地倒是沾了皇恩的光,所以其上所植的松柏就“含荣滋”了。
此诗总共才二十六句,仅第一层记宗氏之兴衰史即占十二句,似乎所据篇幅过多,而且同送别诗的习惯体例又不同。其实李白花费约占全诗一半的篇幅回忆宗氏兴衰的历史,自有其深意。关键之处是最后两句诗:“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这两句诗告诉读者,宗楚客死后其家未再获罪,正是作者暗中诉说永王璘死后不应当再降罪于别的与他有干系的人。“雪愤懑”三字明赞宗楚客死时皇恩的浩荡,也正是诗人暗刺肃宗“愤懑”太过了。“含荣滋”陈述了宗楚客被处死以后,皇上尚能顾念旧情,这又是李白讥讽肃宗竟连半点人情也不讲。所以这一段内容并非只是空叙“家世”,而是借他人家世的荣辱变化发泄诗人内心的无限哀痛。尽管宗氏先人遭受杀身大祸,但全家尚能得先皇之庇护;自己如今无罪而长流夜郎,虽经多人营救而犹不能赦免,这等冤情比宗楚客之被杀还要可悲可叹。如此理解,才得李白笔下的真意,诗作之大旨。
“我非东床人”以下十句为第二层,主要写离别前的亲情。前两句意为:我算不上你们宗氏的好女婿,对我妻子举案齐眉的情义深感不安。“东床人”用《世说新语》中“郗太傅嫁女”之典,指的是乘龙快婿。“浪迹”两句意为:我李白漂泊天涯并无成就,在京城长安中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适遭”两句意为:我刚才获得友人的营救,好比云雀挣脱了罗网,马上又被贬谪到夜郎长期流放,岂不令人心寒?“云罗”是“大罗网”,“翻”即“反而”。“拙妻”两句意为,我的妻亦不顾年老体衰,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到浔阳来送我上路,我和她形影相随好比干将莫邪雌雄两剑永不分离。“惭君”两句意为:对你宗璟兄弟千里乘舟风浪相送我更觉有愧,真是太感谢你的一番好意了。
最后“白帝”四句为作者放眼途程,但觉满眼愁云,无限悲酸。“白帝”在四川夔州城东五里峡中,是入蜀去夜郎的必经之路。其地势孤特陡峭,山上又多猿猴,故诗人以猿声之断续呜咽侧写行程之艰险。次年三月李白到白帝时,因天旱成灾才遇大赦,未到夜郎便自白帝折返。于是又有《早发白帝城》诗问世。其中有“两岸猿声啼不住”句,却又显得如此明快轻捷。不过这是后话了。“黄牛”在三峡附近,是大山之名。其山南岭叠起,高岩有石,色泽如人,负刀牵牛,黑黄分明。再加上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见此物,故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迁深,回望如一。李白后来行到黄牛有诗曰:“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写尽旅途的艰辛和心绪的凄凉。这就是此诗“黄牛过客迟”的内蕴。最后两句写诗人在西去谪地踏上路程前忍不住满腔相思情要向亲友们诉吐。“明月峡”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附近,用以借指夜郎。诗人说,遥望那僻远的流放之地,我将一人孤身独处其地,虽有“明月”之美名,而无“团圆”之美实,不禁使人更加思亲念友,情不能已。全诗就在这凄惋哀绝的情调中戛然收结。
综观全诗,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李白明明怀着一腔热血,为国效死平叛战场。只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他不幸而受牵连。尽管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为李白开罪,却始终不能得到宽宥。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在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只愿将他们视作歌功颂德、遣乐娱宾的工具(如玄宗之对李白),如若有一丝半点触动他们统治权力之处,那就毫不客气,要开杀戒了(如肃宗之对李白)。理解到这点,对读懂李白这首《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是不无益处的。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