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在盛行王、孟和元、白诗风的中唐时期,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损。韩愈在这首诗中,热情地赞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表现出高度倾慕之情。在对李、杜诗歌的评价问题上,韩愈要比同时的人高明许多。
此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作者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讥斥“群儿”抵毁前辈是多么无知可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句,已成为对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千古定评了。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力写对李、杜的钦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其中“伊我”十句,作者感叹生于李、杜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读到李、杜天才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景。“惟此”六句,感慨李、杜生前不遇。天帝要使诗人永不停止歌唱,便故意给予他们升沉不定的命运。
“平生”六句,作者叹惜李、杜的诗文多已散佚。末十二句为第三段。“我愿”八句,写自己努力去追随李、杜。诗人希望能生出两翅,在天地中追寻李、杜诗歌的精神。他最后四句点题。诗人恳切地劝导老朋友张籍不要忙于经营章句,要大力向李、杜学习。
韩愈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流派。叶燮《原诗》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诗人以其雄健的笔力,凌厉的气势,驱使宇宙万象进入诗中,表现了宏阔奇伟的艺术境界。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人笔势波澜壮阔,恣肆纵横,全诗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奔流直下,而其中又曲折盘旋,激溅飞泻,变态万状。如第二段中,极写李、杜创作“施手时”情景,气势宏伟,境界阔大。突然,笔锋急转:“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豪情壮气一变而为感喟苍凉,所谓“勒奔马于嘘吸之间”,非有极大神力者不能臻此。下边第三段“我愿”数句,又再作转折,由李、杜而写及自己,驰骋于碧海苍天之中,诗歌的内涵显得更为深厚。诗人并没有让江河横溢,一往不收,他力束狂澜,迫使汹涌的流水循着河道前泻。此诗在命题立意、结构布局、遣词造句上,处处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如诗中三个段落,回环相扣,展转相生。全诗寓纵横变化于规矩方圆之中,非有极深功力者不能臻此。
尤可注意的是,诗中充满了探险入幽的奇思冥想。第一段六句,纯为议论。自第二段始,运笔出神入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用大禹凿山导河来形容李、杜下笔为文,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的想象,决不是一般诗人所能有的。诗人写自己对李、杜的追慕是那样狂热:“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他长出了如云般的长翮大翼,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探索李、杜艺术的精魂。追求的结果是“百怪入我肠”。此“百怪”可真名不虚说,既有“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有“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下海上天,想象非常神奇。而且诗人之奇思,雄阔壮丽。韩诗曰奇曰雄,通过此诗可见其风格特色。
诗人这种神奇的想象,每借助于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就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诗人这样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此诗乃“论诗”之作。朱彝尊《批韩诗》中所谓的“别调”,其实应是议论诗中的“正格”,那就是以形象为议论。在此诗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比喻等表现手法,在塑造李白、杜甫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作者其人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诗人对诗歌的一些精到的见解,这正是此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值得珍视的地方。
首联“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平平写起,写芦叶,写邮亭,紧贴题面。既点明时令和驿馆,时逢深夏,地处荒僻,一路征尘,景物与行状的描写即透出内心的烦燥郁闷。
颔联“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回顾自己漂泊流离一生。这联以昔年的“江南客”与今日的“关外心”作为鲜明对比:昔年江南之客,年少气盛,充满自信,自然也洋溢着许多美妙的希望;想不到二十年后仍要出关,去从事微不足道的弘农尉之职,这才令人深深体会到汉代楼船将军杨仆何以耻为关外之民的心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仆仆风尘,来到这荒野孤驿,让老母思子,娇妻念夫,人生至此,百感交集。
颈联“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思子台边”等近景,“风自急”与首句“梢梢”和下句“清声”呼应,渲染夕暮景色的凄凉。“玉娘湖上月应沉’’,从“应”字可见不是写近景。这句应是承三句“江南客”,因此“湖”应指“浙水"而言,这是诗人的想象之景,由近景联想到远地,“风急”与嚣月沉”都是凄清昏冥之景,仍是喻半生生涯坎坷不顺和暗淡无光。
尾联“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归结到“丛芦”,以行人断绝只有丛芦喧响应和着荒城的砧声,抒写途中的寂寞和郁闷。诗题是对丛芦有感,因而全诗写“丛芦”贯穿始终,通过映衬渲染,萧瑟的芦叶喧声的描写蕴含深远的情致,抒发了诗人不尽的怅惘。
诗的前四句由丛芦而忆及江南,再由江南折出“关外心”,在曲折的思绪活动中,回溯了漫长悠远的时间、空间和有关生活内容。这种回忆,以及暂时因环境清幽而尘烦乍释的心境,对于逐渐萌生的“关外心”,起着引发和映衬的作用。后四句则由“关外心”扩展开去,思绪连绵,融合了对亲人的思念和长夜难眠之中对外在环境的感受,使“关外心”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形象。纯粹写因丛芦触发而引起的种种感慨,这就为诗营造出一种哀感优柔的意境,体现出李商隐诗情绪色彩的特征所在。
上片不是通常的悲秋情调,而是当前的时令景色表现了北宋沦亡、中原丧乱的时代气氛。“惨结秋阴”,这秋季惨淡的阴云四布于寒空,也笼罩了作者悲凉的心头。“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这三句既是深秋时分的江头情景,也是借雁自喻,也就是以北雁南飞暗喻自己此时的去国离乡,仓皇南渡。“沙碛”二字,暗含满眼荒寒。“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这两句词用唐崔颢《黄鹤楼》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愁。”“迷”字点出心境,此时词人目断心迷,南北莫辨,有茫然无适之感。上片末两句化自王维《汉江临泛》诗“山色有无中”,和秦观《泗州东城晚望》诗“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但词中“遥山”之“青”加以“寒”字,变成了“寒青”,这也是望眼凄迷所致吧。回望淮水诸山,告别中原,词人无限依恋的情意,溢于言表。
下片抒情,就以“放笔为直干”的写法,抒发作者国难当前时的忧虑之情。“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建炎元年,赵鼎不过四十三岁,正委以重任,就白了头发。这是因为去年汴京失守,二帝蒙尘;当前家人分别,南北暌隔,再加上时局艰危,前途未卜,这些不能不使他肠断而头白了。“须信道”两句有两个衬字,按照词律,这两句是七字句,则“须”字(或“道”字)和“奈”字是衬字。此词下片极言亡国之恨无穷,根本不是借酒消愁所能消除得了,除非万里长江的滚滚洪流入酒杯,满怀积闷或许可以冲洗一番。结句把郁结心头的国家民族之深忧,同眼前滔滔不绝的长江合为一个整体,令人感到这种忧愁直如长江一样浩荡无涯,无可遏止。作者的爱国热情和满腔积郁不平之气,也于此尽情流露出来了。
全文上片写景,极写南渡路途凄惨。下片抒情,就以“放笔为直干”的写法,抒发作者国难当前时的忧虑之情。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
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