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一首玩赏风景作品，但由于融进了感叹国家兴亡的内容，从而使它的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骤然加重。全词景象大开大变，但由于描写有序、布局有致，又有“玩月”二字贯穿其间，加上词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提纲挈领，所以，全词结构仍显得很严谨。
全词共分三部分。上片起首两句为第一部分，先总写月照澄江、水映长空的雄伟景观。上句由月而及江，下句由江而及月，勾勒出一幅月光水色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用“辗”字而不用“照”字，是因为“辗”字有转动的意思，用在这里，不仅与“冰轮”搭衬得当，而且，还给人以运动感，仿佛看到了倒映在江水中的皓皓月轮，正随着江水的流动而缓缓移动。“隐”字可谓一字传神，写出了月光无声地射照江水的韵致。而“寒”字，既与上句的“冰轮”相绾合，又暗伏下片的“秋色”。这两句的江月传神写照，境界阔大，景象宛然。
从“危阑”句到下片的“又疑是”句是第二部分，写秋月照耀下的江乡景色。“危阑”句承上启下，顺笔交代一下“溪堂玩月”的感受，词人完全陶醉在这画图般的景色之中了。“危阑”，照应了题面中的“溪堂”二字，说明“玩月”的所在是临江的楼台。“醉倚”，写出了作者凭栏玩月赏景的情态，但“醉”字不一定是“酒醉”的“醉”，而是“陶醉”的“醉”，著此一字就把词人彼时的心态也写出来了。词人自我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这幅秋江月夜图的内容，也使它显得更有情趣。接下来“隔烟村”数句，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人如画”的“画”作了具体的描绘。“隔烟村”句从听觉的角度写渔舟夜归。词人只是凭栏所闻，而且又因隔着烟霭迷蒙的江村，不辨渔舟从光而来，归向光处，故云“光处鸣榔”。“乌鹊”三句从视觉的角度着墨，写了三种事物的三种表现：乌鹊倦于栖息，鱼龙惊而跃起，只有北斗星默默地挂在垂杨梢头。至于乌鹊光以“倦栖”，鱼龙又光以“惊起”，是因为月光明亮，还是因为渔舟鸣桹，词人没说，也不必说，光况“倦”、“惊”云云，本来就包含着想象的成分，带上了词人的主观感觉。这三句虽然都从局部着墨，但布局得宜，很有层次，而且静中有动，使这幅“画”显得更有生意。
过片继续写景。换头两句又从整体上勾勒一笔，为上片所写之景描绘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加瑰伟壮丽：芦花千顷，江水迷茫，渺无天际的秋色笼罩着整个江乡。芦花是江乡秋色中最富代表性的景物之一，写芦花便突出了江乡的特点。而云“千顷”，则极言辽阔无垠，并非确指。至于“水微茫”，这一则是月光水色交相辉映，二则也因为芦花纷纷扬扬，所以远远看去，便有了朦朦胧胧的感觉。
下片“楼台”两句与上片“危阑”句遥相呼应，把镜头拉到自己的身边来，进一步抒写凭栏“玩月”的感受。词人伫立江楼，看到秋江月夜下的清丽景象，恍若梦游仙境，又仿佛置身于洛水之滨，湘水之畔。这里“洛浦潇湘”合而用之，不仅突出了江乡之美，给词人描绘的这幅秋江月夜图涂上了一层神奇色彩，同时也强化了词人的览物之情，流露出词人对江乡的热爱之忱。
结拍三句为第三部分，景象陡然一变，情调转入悲凉，寄寓了词人的国家兴亡之感。“风露”句极写寒气浓重，浩然莫御。“山河”句和篇首“冰轮斜辗”遥相呼应，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景象的变化和词人“溪堂玩月”之久。但既云“山河影转”，境界就更为开阔，整个空间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而不仅仅局限于“溪堂”和“江乡”，它分明织进了词人的想象。这两句全为结拍一句蓄势。“今古”句是全词的结穴所在，也是作者“溪堂玩月”的最后感触所在。从古到今，明月无殊，普照人间。词人这种“今古照凄凉”的感受首先是从严酷的现实而来。半壁江山落于金人之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不仅不思恢复，还对主张和坚持抗金的人进行压制迫害，使他们“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词人自己的抗金方略，不但未被采纳、不被理解，反遭陷害。此时，词人登上江楼，看到雄伟壮丽的秋江月夜景色，自然要引起他的无限感慨。词人还想到了“古”，想到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南北分裂局面，故云“今古照凄凉”。“山河影转”句已自隐寓着江山易主之感，最后再以“今古”句一结，就和盘托出了作者感时伤景的悲凉情怀，使全词意韵和格调为之一变，带上一层浓重的悲古伤今、感叹兴亡的色彩。这样就使词从词人赏玩风景的情事范围开拓出去，具有了更多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内涵。总观结拍三句，气象恢宏，意境雄浑，声情悲壮，含义深远。
陈亮所作的词的风格并非单一，于豪迈奔放之外还有幽雅秀丽的一面，而这首词则又另具风韵，远非豪迈奔放和幽雅秀丽所能概括。这首词的内容如题，通篇描绘秋江月夜的瑰丽景象，只在词的结尾处才透露出作者感时伤怀的悲凉情怀。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