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赠答名作。
上片写柳敬亭的身世和技艺。首句即点出柳敬亭的形象：嘿！你这个身穿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不仅表明作者对这位说书老的亲切之情，并自然呼出下文。“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三句，概括了他的坎坷身世。其中“繁华萧索”四字，指柳敬亭一生所经历的盛衰荣辱。“白衣苍狗”，见于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比喻变幻无常。纵观柳敬亭一生，荣辱盛衰，须臾变幻，饱尝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一个“阅”字，道出他平生的艰难曲折。下面两句，转而描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抵掌”，犹击掌，此处概指说书。六朝众多风流人物的英雄故事，一经他的手掌比划，便生动地呈现在听众面前，似狂涛飞跑，山岳奔走，使整个大自然富有灵性。词中“抵掌”与“舌下”紧相呼应，形象地刻画出他说书时的语言、动作和表情，维妙维肖。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可谓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柳敬亭不仅具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似易水、歌声听久”二句，即将他喻为战国义士荆轲、高渐离等人。词中一个“似”字，说明柳敬亭同当年的荆轲、高渐离一样，也是长期流落江湖的慷慨悲歌之士。“试问”三句，道出他的姓氏、籍贯。“芜城”，即古广陵城。后因战乱，城邑荒芜，鲍照为之写下著名的《芜城赋》，故城位于今江苏扬州。扬州清代为府，敬亭所居的泰州即隶属扬州府。这几句言敬亭当今姓柳，其籍贯正是后来荒芜了的古代名城广陵。“笑指”二字，不仅将其声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合盘托出他的爽朗性格和豁达态度，显得颇为传神。“休暂住，谈天口”，乃是作者的期望，但愿他将评话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谈天”，指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充溢着作者由衷的赞赏之情。
下片写柳敬亭晚年的境遇。“当年”四句，回顾往事。“处仲”，晋朝王敦的字。史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在武昌谋反。他率兵东下攻陷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入朝自为丞相，并谋篡帝位。后敦退兵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自为扬州牧。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再次谋反，兵入江宁，却病死于途中。又《晋书·王濬传》云：濬为益州刺史，晋武帝谋伐，诏濬造大船，自成都起兵。吴人于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椎，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后获吴间谍，具知其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上缚草人，椎著筏即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锁烧之。船无所碍。濬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词中言王敦率军进入石头城后，像当年吴主孙皓以铁锁抗拒王濬楼船，企图阻击晋朝大军那样，想以此为基地，篡夺帝位。但不久“落星如斗”，他因病死去。此处，作者以古喻今，实指南明左良玉的结局。据《明史·左良玉传》：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封宁南伯。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后左起兵讨马士英，军至九江，病死于舟中。词中暗示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失去了知己和依靠，只得重理故业，以说书为生。接着，便写他晚年赴北京的情况。“青门”，本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面的霸城门，因门色青，俗称青门。此处借指北京。这时柳敬亭已79岁，抗清复国的志向如同尘埃和梦幻一样消逝，其心情是极为悲凉的。“沽酒”二字，道出他到京城后不得不以说书糊口度日的窘境。“更谁是、嘉荣旧友”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晚年亲朋疏远、凄苦孤独的状况。“天宝琵琶宫监”，本指唐朝天宝年间玄宗梨园子弟的首领，此指柳敬亭。当年盛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的柳敬亭，如今虽已年迈憔悴，但他仍以其高超绝伦的说书技艺，不停地奔走于南国水乡，倾诉积淀已久的家国之恨。末尾两句，则揭示出他壮志未酬，大恨难消的结局。
总之，全词以铺陈叙述的手法，通过描写柳敬亭精湛超群的说书艺术和他一生坎坷不平、愁苦潦倒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位大说书家的高度赞誉和深切同情。清人王炜指出：其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园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萧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这首《贺新凉》正体现出缠绵款至、萧洒出尘的特色，因而具有感人的魅力。
此诗首联：“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七国”喻藩镇割据叛乱，“三边”指边患，“未到忧”即未知忧。指出其不知国家忧患为何物，次句再点醒“十三”袭位，这就有力地显示出童昏无知与身居尊位的尖锐矛盾。如果先说少年袭位，再说不恤国事，内容虽完全相同，却平直无奇，突现不出上述矛盾。这种着意作势的写法与作者所要突出强调的意旨密切相关。
颔联：“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写少侯的豪侈游乐。“不收金弹”用韩嫣事，典出《西京杂记》。上句说他只求玩得尽兴，贵重的金弹可以任其抛于林外，不去拾取。可见他的豪侈。下句则又写他对放在井上未必贵重的辘轳架（即所谓“银床”，其实不一定用银作成）倒颇有几分爱惜。这就从鲜明对照中写出了他的无知。黄彻说：“二句曲尽贵公子憨态。”这确是很符合对象特点的传神描写，讽刺中流露出耐人寻味的幽默。
颈联：“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续写其室内陈设的华侈。“彩树”指华丽的灯柱，“绣檀”指精美的檀枕。锼，是刻镂的意思。两句意谓：华丽的灯柱上环绕着层层灯烛，像明珠交相辉耀；檀木的枕头回环镂空，就象精美的玉雕。上一联在“不收”、“却惜”之中还可以感到作者的讽刺揶揄之意，这一联则纯用客观描写，讽刺之意全寓言外。“灯”、“枕”暗渡到尾联，针线细密，不着痕迹。
尾联：“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说，守门人不给清晨到来的客人通报，因为少侯新得了一位佳人名叫莫愁。莫愁，传为洛阳人，嫁卢家为妇。这里特借“莫愁”的字面关合首句“未到忧”，以讽刺少侯沉湎女色，不忧国事；言外又暗讽其有愁而不知愁，势必带来更大的忧愁；今日的“莫愁”，即孕育着将来的深愁。诗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倾向，不直接说出，而是自然融合在貌似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之中，尖刻冷峭，耐人寻味。
此诗塑造了一个荒淫奢侈、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子形象，把他不知内忧外患，只顾挥霍浪费，荒淫好色的丑恶行径同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暗示了让这种纨绔子弟身居高位，正是当时政治腐败的表现，是国运不振的重要根源。
清代注家徐逢源推断此诗系借讽唐敬宗，其说颇可信。因为所讽对象如为一般贵显少年，则他们所关心的本来就是声色狗马，责备他们不忧“七国三边”之事，未免无的放矢。必须是居其位当忧而不忧的，才以“未到忧”责之。所以首句即已暗露消息，所谓少侯，实即少帝。末句以“莫愁”暗讽其终将有愁，和《陈后宫》结句“天子正无愁”如出一辙，也暗示所讽者并非无知贵介，而是“无愁天子”一流。不过李商隐托古讽时、有特定讽刺对象的咏史诗，题目与内容往往若即若离，用事也古今驳杂，再说托古讽时之作，所托之“古”与所讽之“今”但求大体相似，不能一一相符。
本文通过唐雎向信陵君的进言，说明一个人做了好事切不可居功自傲、于人有恩德的事不应放在心上的主旨。
文章在表现这一主旨时，不是用直白方法，而是迂回切入。唐雎先从事情有不可知、不可不知，不可忘、不可不忘四种情况说起，再具体为人之憎我、我之憎人，人有德于我、我有德于人而应采取的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不可忘和不可不忘的四种态度，最后才落实到信陵君救赵一事上，说明这是有德于赵、不可不忘之事。辩证说来，环环相扣，严谨有致；语句反复，却不刻板，回环有味，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篇幅至短，而文气则甚宽舒，在简单交代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郊迎的背景之后，重点写唐雎与信陵君的对话。唐雎先对信陵君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这四句话，没头没脑，看似不着边际，不知所云，信陵君也的确不明白，难怪他会问：“何存也?”于是唐雎不慌不忙，就信陵君的疑问，为他解释这四句话：“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四句话可分两层，前二句为上层，后二句为下层，上层为宾，下层为主；在下层中，前句为宾，后句为主，宾主相衬，顿挫有致。“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是唐雎这番话的主旨，于是由泛言“可忘”与“不可忘”，自然而然地引出要规劝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水到渠成，情理自现。对唐雎之谏，信陵君欣然接受。这段对话，前半为虚笔，后半才落实，虚笔作铺垫，实写见真意，虚实结合，宽缓从容，不急不懈，飘逸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