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作者对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这首诗描写了遭战火洗劫后江边江面荒凉破败的景象。
在这首诗描绘的画面中有两组镜头:一是兵火过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的穷村;一是拂晓之时,在残月余辉笼罩之下无人争渡的冷清的江面。诗一开始便点出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兵火”。“有余烬“三字,说明这场“兵火”刚刚烧过。这首诗的第二句具体的表现了兵火烧过之后的景象,兵火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平时,村落虽然贫穷,但不会只有“数家”。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无数人流离失所,逃往他乡,“贫村”才剩下了“数家”,是战争造的罪孽。一个“才”字表现了诗人痛恨战争的感情,也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深重的程度。这首诗的第二组镜头境界开阔,但情调凄凉悲苦。平时,一在拂晓之时,江面上是百舸争流,游人争渡的景象,而此时,在兵火过后,江面上没有了“争渡”的情景,只有那兵火无法烧到的“残月”落向那兵火烧不着“寒沙”。这些描写,蕴含着人民的苦难,深寓着诗人的感情。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点就是由两组画面烘托出凄清冷寂的意境。反战的主题,诗人对此争及战争发动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由于在诗中诗人以客观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故而使人更加感到诗境、诗情具有冷静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首诗语言通顺流畅,短短四句小诗,描绘出众多的形象,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
陶渊明不是对于世事无所动心的人,但处在当时东晋统治阶级自相争夺严重的险恶环境中,他只能强作忘情,自求解脱。解脱之道,是守儒家的固穷之节,融道家的居高观世之情,但又不取儒家的迂腐,道家的泯没是非。
“寝迹”四句,写自己隐居家中,销声匿迹,与世隔绝,四顾没有知己,只好白天把“荆扉”长闭。“寝迹衡门”,并不是渊明本怀消极,是被黑暗世局迫成的。“邈与世绝”,实际是“绝”不了的;“邈”更难说,安帝就被禁近在咫尺的寻阳。复杂的情怀,坚苦的节操,“莫谁知”倒是真的,就诗篇来说,只把敬远除外。这四句转折颇多。起四句叙事,接下去四句写景。景有“凄凄”之风,“翳翳”之雪。“凄凄”来自“岁暮”,“翳翳”由于“经日”,轻淡中字字贴实。四句中由风引起雪,写雪是重点,故风只一句,雪有三句。“倾耳”二句,千古传诵。其妙处在轻淡之至,不但全无雕刻之迹,并且也无雕刻之意,落笔自然而兴象精微,声色俱到而痕迹全消,不见“工”之“工”,较后人一意铺张和雕刻,能以少许胜多许。“劲气”四句,紧承风雪叙事:写寒气侵衣,饮食不足,屋宇空洞萧条,没有什么可娱悦的。一“劲”字备见凛冽之状;“谢屡设”三字,以婉曲诙谐之笔写穷困,尤饶达观情趣;“了无”撇扫之词,承上启下。“历览”八句,议论作结:屋内外一片严寒(暗包政治气候),事无“可悦”,唯一的排遣和安慰,只有借读“千载书”,学习古代高人志士的“遗烈”;“遗烈”两字,偶露激情。“高操”两句,又出以诙谐,掩抑激情。有人说这是讽刺当时受桓玄下诏褒扬的假“高士”皇甫希之之流,实际上还包含作者不愿为司马氏与桓氏的争夺而去殉“臣节”的意思;假高、愚忠,俱不屑为。“固穷”自守,本无以此鸣高之意,故自嘲此节为“谬得”。诙谐中表现了坚贞与超脱的结合,正是前面说的对于儒道精神很好的取舍与结合:是非不昧,节行不辱,而又不出于迂拘。仕进的“平津”既不愿再走,那么困守“衡门”,就不自嫌其“拙”了;不说“高”,又说“拙”,正是高一等,超一等。“寄意”二句,才写到赠诗敬远的事,说“寄意”于“言外”,只有敬远能辨别此心“契合”之道,归结诗题,又露感慨。黄文焕《陶诗析义》说这八句,转折变化,如“层波迭浪”,庶几近之;但更应该说这“层波迭浪”表面上竟能呈现为一片宁静的涟漪。
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事实上固守其穷决非易事。陶渊明在诗中坦率地说自己是“谬得固穷节”,论者或以为这是他的谦辞,其实这一句诗表明他本来并不想走这样一条路,现在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在陶渊明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在官场里不断运作和升迁,那是阳关大道(“平津”);另一条是退守田园,栖迟于衡门之下,这是独木小桥。陶渊明说,既然前一条路走不成,那么只好走后一条,这也不算是“拙”。话是这么说,却总是有点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味道,有自我安慰的意思。这时的陶渊明认为固守其穷乃是“拙”,算不得“高操”。可知他本心深处并不打算“拙”,只是实逼此处、无可奈何罢了;这与他后来下决心“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心情是两样的。
这首诗绝大部分诗句意思都相当明确,只有结穴处“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两句颇有玄言的色彩。这里的“一言”,或谓指“固穷”,或谓指“栖迟讵为拙”,恐怕都不大合适,既然是“一言”,应当只能是指出上句之末的那个“拙”字——否则就不止“一言”了。
“拙”字在陶诗中出现过多次。陶渊明后来往往在褒义上使用此字。在此诗中,“栖迟讵为拙”这一句是为“栖迟”亦即隐居辩护的,他说这样活着还不能说是“拙”,这里“拙”字明显是贬义的。当然,陶渊明立即又说,“拙”字在它的一般义之外还有言外之意,这就含有要替“拙”字推陈出新的意思了。诗中末句忽然发问道:谁能够对此作出分析研究呢?他大约是寄希望于他的从弟陶敬远罢,但也没有明言,此时诗人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反思。前人论陶渊明此诗往往一味称道其高尚,而无视其情感上的矛盾纠葛,尚未可称为知言。
此诗前半叙事、写景,后半议论,俱以情渗透其中。尽管事写得很简洁,景写得传神入化,议论很多;但终以情为主,而情偏没有直接表露。把悲愤沉痛和坚强,变成闲淡乐观和诙谐,把层波迭浪变为定流清水,陶诗的意境,自然达到了极顶的深厚和醇美。
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在中国都是节日,真是有趣的巧合。元代的民间散曲家注意到这一点,作了同曲牌的组曲分咏它们,本篇就是其中的一支。既然是分咏,就必然要突出各个令节的特色。七夕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牛郎织女在夜间的相会,这是家喻户晓而又令人动容的美丽传说;二是民间妇女的“乞巧”风俗,《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可见其来源颇为古老。除了向月穿针的“赛巧”外,还有用蜘蛛在瓜果、小盒中结网,以及用水盆浮以松针纤草布现图形的“得巧”。熙熙乐乐,热闹非凡。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节日,能像七夕这样,与日常生活及幸福理想同时如此地贴近。
这支小令仅用两旬对仗:“天孙一夜停机暇,人世千家乞巧忙”,就酣满地兼顾了七夕的两大特色,一“暇”一“忙”,相映成趣。从“天孙一夜”与“人世千家”的悬殊比照来看,作品的重心在于后者;但人世于七夕所领受的节日情味,其源头正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故事的浪漫色彩。所以第三句又转回了“双星”,他们在经过一年的久别后,心事自然深密,情话自然绵长。这一句并不用直述表示,而用一个“想”字领起,“想双星”的人儿,心儿该同双星靠得多么紧啊!缅怀、遐想、赞美、怜惜、期望、羡慕……全都包容在这“想”字中了。
于是就有了末二句的神来之笔:“七月七,回首笑三郎。”这段话有两重解释。据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天宝十载七夕,杨贵妃在骊山宫“独侍”唐玄宗。“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这也就是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一段的本事,白诗引文详见注③。按照这样的理解,“回首”就是杨贵妃的现场动作,她“回眸一笑百媚生”,向着明皇传递脉脉情意;这两句通过李、杨二人在七夕夜的呢爱与密誓,表现了这一佳节对天下情人具有欢乐畅怀的不寻常意义。这是一重含意。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明皇同贵妃不要说“世世”,在当世的夫妇也未能做到头。正是“三郎”本人,在“安史之乱”中违心地下令处死了对方。《长恨歌》记他之后还宫的情景:“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他无疑在“西宫南内”的“夕殿”中悄然地消度过七夕。从这一意义上,“回首”就是对历史的回顾,“笑”也不是呢笑、媚笑,而是嘲笑和嗤笑了。一切在七夕节享受欢乐、尊重感情、珍护理想的情男爱女,都有资格“回首笑三郎”。这是又一重含意。两重解释都能成立,它们在并列中互为补充,且将情侣在“七月七”的热烈奔放表现得栩栩如生。小令至此虽戛然而止,却仍使人回味无尽,同末句的双关是分不开的。
此词的上片,重在写景,通过描述触目所见之景,传达出心中的感伤之情。
首句作者以赞美口吻将河山胜景比作五代时大画家荆浩、关同的山水画卷,充满了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赞叹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第二句笔锋陡转,指出这美好景色已因历经战火而残破不堪。一扬一抑,伤时忧国之心毕见。“历历”句徒然一抑,战争给这大好山水留下分明可数的伤痕:处处可见残破之状。“乱鸦”三句,是对残山剩水的渲染和补足,渲染出离乱、饥馑、荒寒的冷色调,加深了山河衰败,民众流离的感叹。末句虽没有道出渔樵对话的具体内容,但易代之悲,破国亡家之痛已是不言而喻。
词的下片,则重在抒情,抒写出“登临”之下所触发的悲伤怨苦,同时也是上片“渔樵话”的继续,顺势将自己因家国沦落而泪洒荒原野蔓之间的悲痛尽落纸间,同时把自己对家国的热爱用“自古有情终不化”表白得淋漓尽致。换头二句,紧承上片“渔樵话”的兴亡之感。“自古有情终不化”,是极为重要之句,它既说明了泪洒荒原的感情内因,又进而强调了这种感情的贞坚不化。末三句,则将这种缅怀故国之情形象化,具体化。诗人以此坟头之草不死、坟头野土不散的意象,来表述凑结心头“终不化”的怨苦之情,凄艳绝伦,不同凡响。
词的上片前三韵,一扬一抑,深沉悲慨已溢见笔端,伤乱忧国心跃现。下片变为主观抒述,聚焦点在“自古有情终不化”之“化”字上。结之以鹭鸯瓦、青娥冢,凝结心头之怨苦,被意象烘托得极凄苦、极悸动,也极见凄艳美。上片下片的收缩都以三个相应观照句,效果均佳。
此词平直中见委婉,议论中寄深情,是写景,也是咏史,它把古代军阀混乱造成的罪恶,活生生展现在读者面前,比一般咏史之作更为感人。词虽从写景入手,却蕴含着特定时代的沉思哀苦,因此产生一种凄厉、惊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