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该篇原有小序,“季温老友归樵阳,人来闲书,因以为寄。”可知这是老友来信,以曲代简,借词述怀的。这首词抒发了老来寂寞无奈的情怀,寄寓了对友人的深切怀念。
词的上阕写自己处境的落寞。
起句如爆竹,既爽利又明快,一下子就呼出“秋寂寞”,继而述“秋风夜雨”的寂寞之境,和“伤离索”的寂寞之情。秋天是撩人愁思的季节,风雨之夜更使人想念远行之人。风声、雨声、落叶声,声声入耳,友情、别情、思念情,情情上心。但自己年已迈,力已衰,消逝的岁月无法挽回,别去的友人无法唤回,无可奈何,只有“泪珠零落”,泪珠和秋雨齐落,思绪共秋风并扬,境况惨,心情苦,写出了寂寞情怀。
词的下阕紧承上阕,揭明寂寞之由,愁苦之源。
故人去后,杳无音讯,而今“尺书忽寄西飞鹤”,这应该是莫大的安慰,可以消释郁结的愁思,除去执着的怀念。可是笔锋一转,折入另一境界,故人何在呢,在那“水村山郭”,故人“归樵阳”,过着隐逸的方外生活,抛撇了世念尘缘,自然也无心再来相会把晤。词至此,一点寂寞中的安慰也如鹤一样地飞去了。
这首词写对友人的怀念,既有环境的渲染,又有胸臆的袒露,还有书信的引发,都集中体现了一种意象,加之“秋风夜雨伤离索。伤离索”,“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顶真的修辞运用,形成密集的节奏,犹如迎风落泪时的啜泣,石下流泉般的涌动,使情意益发惨戚。孙道绚留传下来的词不多,《全宋词》仅收录八首,多为酬酢之作,其意境雅隽,仅《菩萨蛮·栏干六曲天围碧》、《如梦令·宫词》可与之比美,其他均属常情套语。该词在孙作中就显得特别佼俊。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这首诗开篇以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地形之固胜引入至对历史的追思和感慨。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而长江更成天堑,为王朝抵挡住了北方政权的入侵,偏安于江左的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但李白并非旨在写六朝的辉煌,颈联中的“空”字透露出了衰亡气息。“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盖言金陵为帝都历史已久,王琦注《金陵歌送别范宣》中指出“自孙权定都建业(金陵),传四主”,晋元帝南渡时,金陵已是历时五十九年的“旧长安”,随后又经宋、齐、梁、陈四朝,帝王大业共传三百三十余年。接着思维的触角又伸向侯景破丹阳之童谣传说,从而引出对往昔的追念“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接续而后又转写豪华落尽的悲凉,进一步抒发面对历史的沧桑之感。
“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这一句之内的时空跨越与今昔对比令人心惊而顿感悲凉,诗歌的情感基调由先前的气势雄大转为怀古悼今、感时伤物的伤感凄凉。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乱如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历史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离乱凄惨、朝代的更迭替代都委婉深沉地寓于其中。这首歌行体送别诗开篇描写石头钟山的形胜,将大半部分用于追述与金陵一地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直到篇末才道出送别之意。“送尔长江万里心,他年来访商山皓。”在一篇之内将写物、怀古、咏史、送人、抒情都囊括其中。
全诗整体上,前四句主要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描绘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雄奇壮观,生动地画出了一幅大自然的神奇壮丽图,妙笔生辉,令人心旌摇荡。接着八句诗词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抒写六朝豪华落尽的悲凉,委婉深沉,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今昔对比,尽显顿感悲凉。最后八句诗词描绘朝代更迭替代、战争离乱之凄惨,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再也一去不复回。
全诗熔写物、抒情、怀古、咏史、送人为一体,对历史兴衰的感怀,所含挣扎幽愤多,既有个人仕途不得志、怀才不遇之意,亦有对家国渐渐衰亡而忧虑,诗词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李煜另一首《望江南》(多少恨)用的是以反写正的艺术手法,以乐来反衬苦,笔意有曲婉之感。但这首《望江南》(多少泪)则不同,是直笔明写,正见正写,直抒胸臆,坦吐愁恨的艺术手法,因而有愈见沉痛之感。二词可同读,对作者的忧思愁恨则体会更深。
“多少泪”即“多少恨”之续写,“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后,悲情更苦,离恨更深,作者再也无法自制,只能任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了。眼泪纵横当不是抽泣哽咽,而是激情难收,也许有号啕之举,但是,泪可流,“心事”却不可说,一是满腔悔恨无法说,二是故国情怀不能说,自伤之情、囚居之苦,片言俱现,作者心中愁苦跃然纸上。不但“心事”不可说,连往日可以寄托情思的凤笙也不能吹起,这种痛苦和不自由是非常地残酷。古人悲思不可解,常有“欲将心思付瑶琴”(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之想,而这情此景,作者却连这一点奢望都不敢有。况且,凤笙向来为欢歌之用,于此时吹奏,对李煜来讲,只是徒增感慨、更添思忆而已,所以一句“休向”,使作者的幽居无奈中又多添了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乎,“肠断更无疑”但是惟一的结局了。这首词正是李煜入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真实写照。
全词与“多少恨”同调,取笔不同但取意同。这首词直接写作者深沉痛苦,描摹细致,语言直朴,较“多少恨”有更直入人心的感染力。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承袭了《琵琶行》中的凄凉基调。全诗以对比的手法,抒发物是人非、今昔殊异的慨叹。
前四句是对比。同样是在八月十五的明月之夜,过去他在曲江杏园边赏月,曲江是京城长安的风景胜地,也是唐代的皇家御园,杏园在曲江边,朝廷经常在杏园举办宴庆活动。白居易作为左拾遗,官虽不大,但也有机会参加皇家宴会。八月十五,在繁华的曲江杏园赏月饮酒,他的心情无疑是欢畅的。作为强烈对比的,今年他已经被贬到江州来了,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情,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后四句抒发思乡之情。在环境不利、心情低落时更容易想起故乡,何况是在中秋明月之夜。白居易在《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就写过“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著名诗句,抒发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从“东南见月几回圆”可以看到,首句说的“昔年”不能理解为“去年”,而是“几年前”,写这首诗时,他在江州已经有几年了。从中也能看到白居易还是在江州。他还是像去年一样处在苦闷之中,还是像去年一样思念他的故乡和亲人。末二句“临风一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耐人寻味。与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下片“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有近似之意蕴,表达了一种历经磨难之后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全诗通过昔之乐与今之苦、昔之欢与今之忧的鲜明比照,表露了谪居生活中的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