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八十四。下面是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常振国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诗的标题“哭”字，表现了诗人失去好友的悲痛和两人超越国籍的真挚感情，使诗歌笼罩着一层哀惋的气氛。
“日本晁卿辞帝都”，帝都即唐代京都长安，诗用赋的手法，一开头就直接点明人和事。诗人回忆起不久前欢送晁衡返国时的盛况：唐玄宗亲自题诗相送，好友们也纷纷赠诗，表达美好的祝愿和殷切的希望。晁衡也写诗答赠，抒发了惜别之情。
“征帆一片绕蓬壶”，紧承上句。作者的思绪由近及远，凭借想象，揣度着晁衡在大海中航行的种种情景。“征帆一片”写得真切传神。船行驶在辽阔无际的大海上，随着风浪上下颠簸，时隐时现，远远望去，恰如一片树叶飘浮在水面。“绕蓬壶”三字放在“征帆一片”之后更是微妙。“蓬壶”即传说中的蓬莱仙岛，这里泛指海外三神山，以扣合晁衡归途中岛屿众多的特点，与“绕”字相应。同时，“征帆一片”，飘泊远航，亦隐含了晁衡的即将遇难。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两句，诗人运用比兴的手法，对晁衡作了高度评价，表达了他的无限怀念之情。前一句暗指晁衡遇难，明月象征着晁衡品德的高洁，而晁衡的溺海身亡，就如同皓洁的明月沉沦于湛蓝的大海之中，含意深邃，艺术境界清丽幽婉，同上联中对征帆远航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既显得自然而贴切，又令人无限惋惜和哀愁。末句以景写情，寄兴深微。苍梧，指郁洲山，据《一统志》，郁洲山在淮安府海州朐山东北海中。晁衡的不幸遭遇，不仅使诗人悲痛万分，连天宇也好似愁容满面。层层白色的愁云笼罩着海上的苍梧山，沉痛地哀悼晁衡的仙去。诗人这里以拟人化的手法，通过写白云的愁来表达自己的愁，使诗句更加迂曲含蓄，这就把悲剧的气氛渲染得更加浓厚，令人回味无穷。
诗忌浅而显。李白在这首诗中，把友人逝去、自己极度悲痛的感情用优美的比喻和丰富的联想，表达得含蓄、丰富而又不落俗套，体现了非凡的艺术才能。李白的诗歌素有清新自然、浪漫飘逸的特色，在这首短诗中，读者也能体味到他所特有的风格。虽是悼诗，却是寄哀情于景物，借景物以抒哀情，显得自然而又潇洒。李白用“明月”比喻晁衡品德非常纯净；用“白云愁色”表明他对晁衡的仙去极度悲痛。他与晁衡的友谊，不仅是盛唐文坛的佳话，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的美好一页。
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首诗首联写重到古驿舍所见，地属人迹罕至之“闲坊”，驿是荒凉陈旧的“古驿”。颔联写此行的心理感受，这里用了鲲化为鹏和丁令威化鹤归乡两个典故。颈联紧承“鲲自化”“鹤仍归”而来。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感慨。尾联写壁间题诗旧迹，以“暗尘”“残墨”回应首联“闲坊古驿”“空堂”。这首诗运用典故，抒情气氛凝重，感情沉郁而强烈。
大概，驿舍也因官职大小而异。他住的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大僚下榻的处所。地属僻静“闲坊”，驿是陈旧“古驿”，门虽“朱扉”却又常“掩”，客厅是荡荡“空堂”，诗一开头便仿佛把读者带进一个古寺，一种荒凉幽寂的气氛扑面而来。客衣初解，四观寂寥，不由人想起这些年的宦海浮沉，于是带出次联，写此行的心情感受。“鲲自化”用《庄子·逍遥游》鲲化为鹏故事，喻指不少得志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他们扶摇宜上，与我本不相干；“鹤仍归”用《搜神后记》中丁令威成仙后化鹤归来的故事，一方面切自己此日旧地重来，一方面有物是人非之叹。这一联用的两个典故，格言升沉异势，深寓感慨。
三联紧承“仍归”，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动。故地重游，驿中庭院已经起了变化。那片竹子比过去长得更多了，那株古松比过去长得更粗大了。竹子，他是一根根数过的；古松，他是解下腰带量过的：这哪里是在数竹、量松，他分明是在思量这些年闲抛的岁月，分明是在寻找这些年往来奔波的脚印阿I竹增松长，岁月如流。可见这数竹量松看似悠闲的动作中，实含有无穷感慨，万种凄惶。陆游当初入蜀，来到宋、金对峙的南郑前线，满环恢复壮志。他曾一再代王炎划进取长安、恢复中原之策，也曾“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短衣刺虎，那意气何等豪纵。谁知不久王炎内召，他也改官成都，恢复大志，初既不行于江淮，今复受阻于西北。一番心事，都付东流；几多岁月，磋陀以尽。今日故地重来，数竹量松而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那感情是十分深沉复杂的。哪里去追寻流逝了的岁月，哪里去寻觅失去了的心。诗人在彷徨，在摩挲，突然，他发现了。
“惟有壁间诗句在，暗尘残墨两依依” 这诗句题在壁上，字迹漫漶，蛛网尘封，尚依稀可以辨认。这壁上的诗句，留下了往日的雪泥鸿爪，也记下了当时的激烈壮怀。抚今追昔，他怎能不心事万千结联“暗尘”“残墨”，回应起句“闲坊古驿”，首尾回环，加深了全诗的怀往感旧之情。“依依”叠字收篇，声情缭绕，更留下无穷的酸楚，不尽的沉思，供人品味。
这首诗，气氛沉重，感情抑郁而强烈。从一起的“闲”、“古”、“掩”、“空”诸字，宜员结尾的“暗尘”、“残墨”，始终幽暗凄冷。客之孤独与堂之空旷的映衬，化鹤故事神幻色彩的渲染，数竹量松，摩挲残墨的行动，凡此种种，使气氛显得沉闷低徊，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从感情看，全诗神完气厚，沉痛深婉。而独具机杼的是：全诗无一字明说“情”，其意象却又处处含有深沉强烈的感情。比如说，以“闲坊古驿”寓天涯落拓，以鲲鹤变化概人事升沉，以竹松寄岁月不居，以残墨追怀往昔，个人的心迹，时代的风雨，都涵蕴其中，因此获得摧抑人心之力。至于中二联的对仗工绝，犹其余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陆游七律中的佳者“著句既遒，全体亦警拔相称。盖忠愤所结，志至气从，非复寻常意兴”。他评断陆诗，从思想感情的诚挚深厚出发以探求其兴会风格，可谓于超牡骊黄之外，独具真赏。
这首诗写商妇因盼归不归而产生的怨情。第一首怨水恨船，当然并不是真正怨恨所在，到第三首才点出真正怨恨的对象原来是她的夫婿，而夫婿之可怨恨，因为他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商人去后，自然盼其归来，而又不知归期何日，就只有求助于占卜。
《云溪友议》所举刘采春的唱词中有一首于鹄的《江南曲》，后两句是“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也写占卜归期。这里用金钗代替金钱，想必为了取用便利，可见其占卜之勤。而由于归期无定，就又抱着随时会突然归来的希望，所以在占卜的同时，还不免要“朝朝江口望”。但望了又望，带来的只是失望，得到的只是“错认几人船”的结果。这位少妇既以金钗权当卜钱，又朝朝江口守望，足以说明其望归之切、期待之久，而错认船后的失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