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佳客》，即《鹧鸪天》，首见于北宋宋祁之作，至晏几道填此调最多。《词谱》卷十一说：“宋人填此调者，字、句、韵悉同”。因贺铸词有“化出白莲千叶花”句，故又名《千叶莲》，又因其有“梧桐半死清霜后”句，故又名《半死桐》，又名《于中好》、《思越人》、《看瑞香》、《第一花》、《禁烟》、《翦朝霞》、《骊歌一叠》、《锦鹧鸪》、《避少年》、《鹧鸪引》、《醉梅花》。双调，五十五字，上片四句，下片五句，上下片各三平韵。前片第三、四句，与过片三言两句多作对偶。
“丹桂”四句，上片写闰中秋景色及词人的感想。言桂花已经二度开放，菊花的花期亦相应延长了。词人以桂、菊两种秋季当令的花，点出“闰中秋”的特点；即是这年秋天有了两个八月，秋天就足足延长了三十天。因此，接着词人又说，天上的圆月就像人间的宝镜一样，因为是“闰中秋”，所以缺而复圆；而自天河而来的泛星槎亦在“闰中秋”时去而复还。“仙槎”，即贯月查。
“分不尽”五句，下片即景感怀。言中秋天凉，而时令也在八月之半，今遇“闰中秋”，所以又可以将之分成一半，故词人反而有“分不尽，半凉天”的一种感觉，词人闲暇无聊，唯有这天上圆月与之作伴，又因为是在“闰中秋”的缘故，时令还没有到深秋，所以气候也还不太凉冽；月中嫦娥也显得非常引人注目，所以词人才有可能，又一次在这天晚上独倚栏干欣赏这一圆月了。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李凭是梨园弟子，因善弹箜篌，名噪一时。“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身价之高，似乎远远超过盛唐时期的著名歌手李龟年。他的精湛技艺，受到诗人们的热情赞赏。李贺此篇想象丰富，设色瑰丽，艺术感染力很强。清人方扶南把它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相提并论，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
此诗运用一连串出人意表的比喻，传神地再现了乐工李凭创造的诗意浓郁的音乐境界，生动地记录下李凭弹奏箜篌的高超技艺，也表现了作者对乐曲有深刻理解，具备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全诗语言峭丽，构思新奇，独辟蹊径，对乐曲本身，仅用两句略加描摹，而将大量笔墨用来渲染乐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效果，大量的联想、想象和神话传说，使作品充满浪漫主义气息。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吴丝蜀桐”写箜篌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写物亦即写人，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高秋”一语，除了表明时间是九月深秋，还含有“秋高气爽”的意思，与“深秋”、“暮秋”之类相比，更富含蕴。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故意避开无形无色、难以捉摸的主体（箜篌声），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笔，以实写虚，亦真亦幻，极富表现力。
优美悦耳的弦歌声一经传出，空旷山野上的浮云便颓然为之凝滞，仿佛在俯首谛听；善于鼓瑟的湘娥与素女，也被这乐声触动了愁怀，潸然泪下。“空山”句移情于物，把云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想感情，似乎比“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更进一层。它和下面的“江娥”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极力烘托箜篌声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
第四句“李凭中国弹箜篌”，用“赋”笔点出演奏者的名姓，并且交代了演奏的地点。前四句，诗人故意突破按顺序交待人物、时间、地点的一般写法，另作精心安排，先写琴，写声，然后写人，时间和地点一前一后，穿插其中。这样，突出了乐声，有着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五、六两句正面写乐声，而又各具特色。“昆山”句是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多变；“芙蓉”句则是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昆山玉碎凤凰叫”，那箜篌，时而众弦齐鸣，嘈嘈杂杂，仿佛玉碎山崩，令人不遑分辨；时而又一弦独响，宛如凤凰鸣叫，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芙蓉泣露香兰笑”，构思奇特。琴声时而像芙蓉在露水中饮泣，时而像香兰开怀欢笑。它们都是美的化身。诗人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以“香兰笑”显示琴声的欢快，不仅可以耳闻，而且可以目睹。这种表现方法，真有形神兼备之妙。
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先写近处，长安十二道城门前的冷气寒光，全被箜篌声所消融。其实，冷气寒光是无法消融的，因为李凭箜篌弹得特别好，人们陶醉在他那美妙的弦歌声中，以致连深秋时节的风寒露冷也感觉不到了。虽然用语浪漫夸张，表达的却是一种真情实感。“紫皇”是双关语，兼指天帝和当时的皇帝。诗人不用“君王”而用“紫皇”，不单是遣词造句上追求新奇，而且是一种巧妙的过渡手法，承上启下，比较自然地把诗歌的意境由人寰扩大到仙府。
以下六句，诗人凭借想象的翅膀，飞向天庭，飞上神山，把读者带进更为辽阔深广、神奇瑰丽的境界。“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声音高上天际，冲破了天空，让秋雨倾泻。这种想象是何等大胆超奇，出人意料，而又感人肺腑。一个“逗”字，把音乐的强大魅力和上述奇瑰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了。而且，石破天惊、秋雨霶霈的景象，也可视作音乐形象的示现。
第五联，诗人又从天庭描写到神山。那美妙绝伦的乐声传入神山，教令神妪也为之感动不已；乐声感物至深，致使“老鱼跳波瘦蛟舞”。诗人用“老”和“瘦”这两个似平干枯的字眼修饰鱼龙，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艺术效果，使音乐形象更加丰满。老鱼和瘦蛟本来羸弱乏力，行动艰难，竟然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腾跃起舞，这种出奇不意的形象描写，使那无形美妙的箜篌声浮雕般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以上八句以形写声，摄取的多是运动着的物象，它们联翩而至，新奇瑰丽，令人目不暇接。结末两句改用静物，作进一步烘托：成天伐桂、劳累不堪的吴刚倚着桂树，久久地立在那儿，竟忘了睡眠；玉兔蹲伏一旁，任凭深夜的露水不停地洒落在身上，把毛衣浸湿，也不肯离去。这些饱含思想感情的优美形象，深深印在读者心中，就像皎洁的月亮投影于水，显得幽深渺远，逗人情思，发人联想。
诗的最大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诗人致力于把自己对于箜篌声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转化成具体的物象，使之可见可感。诗歌没有对李凭的技艺作直接的评判，也没有直接描述诗人的自我感受，有的只是对于乐声及其效果的摹绘。然而纵观全篇，又无处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了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这就使外在的物象和内在的情思融为一体，构成可以悦目赏心的艺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