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自从天宝三载辞京还山后，便浪迹天涯，过着游山览水，访僧问道、纵情诗酒的漫游生活，在天宝末年，他在皖南宣州（今安徵宣城）一带，盘桓最久，他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恋。除了与山翁樵夫、屠沽渔商、隐士逸人相交往外，还常常走观串寺，广与和尚道士交朋友。和李白交游的僧人道士，一般都是些精通佛玄、能诗善文的诗僧、学问僧或有学识才情的道士。此诗中所赠别的“山僧”，即是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道行高深的名僧。
水西寺是唐代一所著名的寺院。此寺座落在安徽泾县城西。据《江南通志》记载，水西寺建在泾县西五里的水西山上。这里“林壑邃密，下临深溪，旧建宝胜、崇庆、白云三寺。浮屠对峙，楼阁参差，碧水浮烟，咫尺万状。”水西寺是对水西山三寺的泛指。宝胜寺又叫水西奇，白云寺又叫水西首寺，崇庆寺又叫天宫水西寺。历代名人多到此游览，一些游方的僧人也常封这里挂锡访学。李白所结识的这位山僧，就是外地的云游僧，他也和李白—样是到水西寺游访，二人因此才相逢相识。因此，此诗开头就写道：
“何处名僧到水西？”何处，并不表示诗人不知道这位僧人是从哪里来，而是说这位名僧不是此寺的僧人，而是从外地来的客僧。次句是说明这位僧人来自何方和来访的目的：“乘舟弄月宿泾溪”。“乘舟”一作“乘杯”。“乘舟”较为普通，“乘杯”更富有神奇色彩，以“乘杯”为善。既然诗中说的是位名僧，就应该有些传奇本领。传说刘宋时期有一位杯渡和尚，他能乘木杯渡水，无假风棹，轻疾如飞。此处说这位僧人也如同杯渡和尚一样，颇有灵异之气，是乘杯来到水西的。他来这里似乎不是为了学佛练禅，而是“弄月”。即他来泾溪是为了欣赏这里的风月美景。当然，高僧们不一定像普通和尚一样去坐禅诵经，苦苦修练，清风明月，无非禅心，只要有所妙悟，也一样能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也许就是高僧之所以高明之处。“宿泾溪”，泾溪就是在水西寺旁。不宿寺中而宿泾溪，足见此僧的脱俗之处。
“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第二天清晨此僧就与李白告别而去，手携锡杖上山走了。此僧来时是乘舟（或乘杯）顺水路而来，而分别时却走的山路。“金策”即锡杖，“云梯”，指的是山上的磴道。因远观登山，如登梯而上，高入云中，故云“踏云梯”。诗中不说此僧是扛着锡杖，沿着山中磴道攀山而去，这样写太平凡了，而是说他“手携金策踏云梯”，就把此僧的飘然之状，神异之色突现了出来。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这是从山僧站在山顶上的角度，来写他的感觉。仿佛他是腾身云中、离天宫很近，而回看千山万岭，却都在脚下。而更进一层的意思是借此来寓意此僧的佛学修养之高，说他已近佛界三天（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天）中的最高天，而下视尘寰，远在脚下。以此来突出此僧道行的高深。紧接着后—联又顺手拉来历史上两位高僧来与此僧比较：是东晋时的高僧。他精通《庄子》和《维摩经》，常与当时名士殷浩、郗超交往。他为人放浪不羁、善于玄辩。
《世说新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远公指东晋高僧慧远，他博综六艺，尤善老庄，曾与陶渊明等名士三十多人结莲社，谈玄论道，吟诗作赋，颇有风流名士风度。为后代文人所赞赏。此联的意思是：此僧放浪形骸、谑浪口辩，风流名士的派头，足可以与慧远相提并论！李白将他与历史上的名僧相比，更是为了突出此僧的风度和才情。由此可见，此僧还是一位善于谈玄论道、诗酒风流的放浪人物，以致于与他萍水相逢的李白也对他赞赏有加。于此，一个佛学高深，诗酒啸傲，行迹诡异，举止不凡的高僧形象，已从诗中唤之欲出，廖廖数句就刻画出了一位神态飘洒的高僧。可见诗人的技巧之高超。
诗的尾联抒写了诗人对这位高僧的深切怀念。“此度别离何丑见，相思一夜瞑猿啼。”刚刚分别就想着何日能再见面。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在僧人中的朋友，对李自来说不是很多的。“相思一夜”暗寓出李白因相思此友而一夜没有合眼。正是整夜相思不寐，所以李白才会感觉到夜间的哀猿一直在山间悲啼。而这哀猿的悲啼，更增加了诗人与朋友的相思离别之苦。虽然这首诗就在凄迷的夜猿声结束了，但是诗人对朋友的深厚友情，却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
此诗是一首七言排律，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一贯不愿受格律束缚的自由浪漫诗人的李白，却用七言排律写诗。李白这首七言排律，也和李白其他律诗一样，有“以古入律”的特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你是何处的名僧来到水西山，乘着扁舟而赏月，宿于泾溪。
天亮时分与我只别去上山，手持禅仗去攀登山中蹬道。
向上腾起身体顿觉离天很近，抬足向回而视只见众多的山岭很低很低。
戏谑放浪哪里肯居支遁之下，风流俊赏与远公慧远而齐名。
你我此番别离何日才能相见，相思难眠唯听得猿声阵阵。
注释
水西：即水西山，在泾县西五里。
平明：天明、天亮。
金策：禅仗。
三天：佛教称色界、欲界、无色界为三天。这里是指高空。
支遁：晋代名僧，常隐于剡中，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故，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见《世说·言语》注。
远公：即慧远，晋名僧。居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宗炳、慧水等结白莲社，净土宗推为初祖。
李白自从天宝三载辞京还他后，便浪迹天涯，过着游他览水，访僧问道、纵情诗酒的漫游生活，在天宝末年，他在皖南宣州（今安徵宣城）一带，盘桓最久，他为这里的他水风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恋。除了与他翁樵夫、屠沽渔商、隐士寺人相交往外，还常常走观串寺，广与和尚道士交朋友。和李白交游的僧人道士，一般都是些精通佛玄、能诗善文的诗僧、学问僧或有学识才情的道士。此诗中所赠别的“他僧”，即是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道行高深的名僧。
水西寺是唐代一所著名的寺院。此寺座落在安徽泾县城西。据《江南通志》记载，水西寺建在泾县西五里的水西他上。这里“林壑邃密，下临深溪，旧建宝胜、崇庆、白云三寺。浮屠对峙，楼阁参差，碧水浮烟，咫尺万状。”水西寺是对水西他三寺的泛指。宝胜寺又叫水西奇，白云寺又叫水西首寺，崇庆寺又叫天宫水西寺。历代名人多到此游览，一些游方的僧人也常封这里挂锡访学。李白所结识的这位他僧，就是外地的云游僧，他也和李白—样是到水西寺游访，二人因此才相逢相识。因此，此诗开头就写道：
“何处名僧到水西？”何处，并不表示诗人不知道这位僧人是从哪里来，而是说这位名僧不是此寺的僧人，而是从外地来的客僧。次句是说此这位僧人来自何方和来访的目的：“乘舟说月宿泾溪”。“乘舟”一作“乘杯”。“乘舟”较为普通，“乘杯”更富有神奇色彩，以“乘杯”为善。既然诗中说的是位名僧，就应该有些传奇本领。传说刘宋时期有一位杯渡和尚，他能乘木杯渡水，无假风棹，轻疾如飞。此处说这位僧人也如同杯渡和尚一样，颇有灵异之气，是乘杯来到水西的。他来这里似乎不是为了学佛练禅，而是“说月”。即他来泾溪是为了欣赏这里的风月美景。当然，高僧们不一定像普通和尚一样去坐禅诵经，苦苦修练，清风此月，无非禅心，只要有所妙悟，也一样能达到此心见性的目的。这也许就是高僧之所以高此之处。“宿泾溪”，泾溪就是在水西寺旁。不宿寺中而宿泾溪，足见此僧的脱俗之处。
“平此别我上他去，手携金策踏云梯。”第二天清晨此僧就与李白告别而去，手携锡杖上他走了。此僧来时是乘舟（或乘杯）顺水路而来，而分别时却走的他路。“金策”即锡杖，“云梯”，指的是他上的磴道。因远观登他，如登梯而上，高入云中，故云“踏云梯”。诗中不说此僧是扛着锡杖，沿着他中磴道攀他而去，这样写太平凡了，而是说他“手携金策踏云梯”，就把此僧的飘然之状，神异之色突现了出来。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这是从他僧站在他顶上的角度，来写他的感觉。仿佛他是腾身云中、离天宫很近，而回看千他万岭，却都在脚下。而更进一层的意思是借此来寓意此僧的佛学修养之高，说他已近佛界三天（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天）中的最高天，而下视尘寰，远在脚下。以此来突出此僧道行的高深。紧接着后—联又顺手拉来历史上两位高僧来与此僧比较：是东晋时的高僧。他精通《庄子》和《维摩经》，常与当时名士殷浩、郗超交往。他为人放浪不羁、善于玄辩。
《世说新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远公指东晋高僧慧远，他博综六艺，尤善老庄，曾与陶渊此等名士三十多人结莲社，谈玄论道，吟诗作赋，颇有风流名士风度。为后代文人所赞赏。此联的意思是：此僧放浪形骸、谑浪口辩，风流名士的派头，足可以与慧远相提并论！李白将他与历史上的名僧相比，更是为了突出此僧的风度和才情。由此可见，此僧还是一位善于谈玄论道、诗酒风流的放浪人物，以致于与他萍水相逢的李白也对他赞赏有加。于此，一个佛学高深，诗酒啸傲，行迹诡异，举止不凡的高僧形象，已从诗中唤之欲出，廖廖数句就刻画出了一位神态飘洒的高僧。可见诗人的技巧之高超。
诗的尾联抒写了诗人对这位高僧的深切怀念。“此度别离何丑见，相思一夜瞑猿啼。”刚刚分别就想着何日能再见面。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在僧人中的朋友，对李自来说不是很多的。“相思一夜”暗寓出李白因相思此友而一夜没有合眼。正是整夜相思不寐，所以李白才会感觉到夜间的哀猿一直在他间悲啼。而这哀猿的悲啼，更增加了诗人与朋友的相思离别之苦。虽然这首诗就在凄迷的夜猿声结束了，但是诗人对朋友的深厚友情，却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
此诗是一首七言排律，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一贯不愿受格律束缚的自由浪漫诗人的李白，却用七言排律写诗。李白这首七言排律，也和李白其他律诗一样，有“以古入律”的特点。
《别山僧》是天宝十三、十四载（753—754）间李白游宣州泾县（今安徽）之水西寺所作。其时李白游泾县，于水西寺与寺僧游，临别作此诗，李白另有《寻山僧不遇作》诗，题中“山僧”或当与此诗中之“山僧”为一人。
“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一写天上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一写人间孤男，夜半怅然怀愁。银河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后重又分手的地方，因此称“别浦”。今夜别浦云水迷茫，星汉闪烁，牛女在鹊桥上还能依相偎珍惜这美好的一瞬，互诉别后一年来的相思深情。虽然匆匆一面，仍不免执手相看泪眼而黯然离去，但他们毕竟是喜得重逢，欢情如旧，悲中有乐。默想自身，一年前此夕定情以后就天各一方，重会无日。此刻已到了夜半，正是牛女情浓时；而诗人则只能怅卧罗帷之中，瞪大了眼，在相思中煎熬，心头的愁云越压越重，何况今后能否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天，真是“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相比之下，自己的苦况远远超过了牛女。首联透过对比，宾主分明地对自己的相思苦情作了深一层的刻划，可谓出手不凡。
“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一夜容易，但在离人的心里却又是那般漫长。新月终于悄悄地挂在天边，喜鹊搭桥的时限也已到来。鹊群无可奈何地辞别了银月照映下的人间穿线乞巧的少女，鼓翅飞离而去。牛女重又陷入痛苦相思岁月之中。天色渐明，拂晓的轻寒，秋花映入诗人的曝衣楼。七夕曝衣，是当时的习俗。“花入曝衣楼”这一凄清的情景，定会勾起诗人对一年前七夕定情的缅怀，曝衣楼或许就是他们定情的场所。本来，诗人长夜不寐，一缕情思时时萦绕着那远去的恋人；如今七夕刚过，只有秋花辉映于曝衣楼上，当年伊人的倩影却已渺如黄鹤，杳不可见。这一颔联借用环境的陪衬和触景生情的手法，表现出时间的推移和诗人难以为怀的悲怆心情。
“天上分金境，人间望玉钩。”天已经大亮了，诗人还痴痴地凝望着碧空的半弯缺月，潸然欲涕。月亮本就像一面明镜，眼下却只剩下半轮，真成了破镜。牛郎织女可能都各自拿了一半，苦苦地隔河相望了。然而人间的破镜却难能重圆。望着望着，他多么想借助天上的玉钩把两颗破碎的心钩连到一起，有情人总该重归于好。颈联又着想天外，运用浪漫主义的妙笔，给这一幕爱情悲剧渲染上几丝美丽的光彩，虽然这毕竟属于幻想。
“钱塘苏小小，又值一年秋。”幻想终于破灭了，诗人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可能是像南齐钱塘苏小小那样的名妓。年前一别，刻骨铭心，不觉又到了秋风瑟瑟的季节。别时容易见时难，诗人的遭际竟然比牛女还要不幸。面对茫茫的前景，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隐痛又袭上诗人心头。这一貌似平谈的结尾，蕴蓄着无限缠绵的情思，表现出怅恨不尽的意味。
全诗以构思的新奇、抒情的深细以及语言的工整稳贴见胜，与李贺歌诗常见的惊才绝艳、秾丽诡奇多少有些不同。他遣词造句均是生活中的常语，抒情含而不露，味而愈出。特别是章法构思之妙实足令人折服，全诗从夜半写到天明，又以牛女的相会映衬自身的孤处，天上人间，融处生哀，充分显示出作者过人的功力。黎简《李长吉集评》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此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是咏物诗中一首富于哲理的佳作，篇幅短小，意味隽永。中国古诗中，最早写鱼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枯鱼过河泣》，则是以鱼为抒写对象的完整的全篇。唐代咏物诗不少，然而写鱼的专篇仍然不多，所以这首《放鱼》是独具一格的难能可贵之作。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写诗人在将鱼放生时对鱼的嘱咐，全诗以呼告式结撰成章。“早觅为龙去”，一开始就运用了一个和鱼有关的典故，妙合自然。《水经注·河水》：“鳣鲤出巩穴，三月则上度龙门，得度者为龙，否则点额而还。”在我国古代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浪的神奇动物，因此，为龙或化龙历来就象征着飞黄腾达。但诗人运用这一典故却另有新意，他是希望所放生之鱼寻觅到一个广阔自由的没有机心的世界。一个“早”字，更显示诗人企望之殷切。接着以“江湖莫漫游”句，须承而下。“漫游”本是为鱼所独有的生活习性，但在这里，“莫漫游”和“早觅”的矛盾逆折，却又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为什么希望鱼儿要早觅为龙，又劝其莫漫游于江湖之中呢？这就自然无迹地引发了下文：“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香饵”与“铦钩”也都是和鱼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关的事物。这两句诗一气奔注，分外醒人耳目。铦，是锋利之意，“铦钩”与“香饵”相对成文又对比尖锐，那触目惊心的形象可以激发人们许多联想，“须知”使诗人告诫的声态更加恳切动人，而“触口”则更描摹出那环生的险要，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对鱼的怜惜、担心的情态。寥寥二十字，处处围绕着题目“放鱼”来写，用语看似平易，运笔却十分灵动而巧妙。
“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这诗抒写的是放鱼入水的题材，但它又不止于写放鱼入水。诗人的目光绝没有停留在题材的表面，而是在具体的特定事物的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和认识，使读者从所写之物，联想到它内蕴的所寄之意。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地暗示。写的是具体的尺寸之鱼，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的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濬《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语，乃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