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桥”,一作“上洛桥”,即天津桥,在唐代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当大唐盛世,阳春时节,这里是贵达士女云集游春的繁华胜地。但在安史之乱后,已无往日盛况。河南县还有一处名园遗址,即西晋门阀豪富石崇的别庐金谷园,在洛桥北望,约略可见。人春日独上洛阳桥,北望金谷园,即景咏怀,以寄感慨。
它先写目中景。眺望金谷园遗址,只见柳条在春风中摆动,婀娜多姿,仿佛一群苗条的伎女在翩翩起舞,一派春色繁荣的好风景。然后写心中情。面对这一派好景,此时只有诗人孤零零地站在往昔繁华的洛阳桥上,觉得分外冷落,不胜感慨系之。
诗的主题思想是抒发好景不长、繁华消歇的历史盛衰的感慨,新意无多。它的妙处在于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所造成的独特意境和情调。
以金谷园引出洛阳桥,用消失了的历史豪奢比照正在消逝的现时繁华,这样的构思是为了激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而不陷于历史的感慨,发人深省。用柳姿舞腰的轻快形象起兴,仿佛要引起人们对盛世欢乐的神往,却以独上洛桥的忧伤,切实引起人们对时世衰微的关切,这样的手法是含蓄深长的。换句话说,它从现实看历史,以历史照现实,从欢乐到忧伤,由轻快入深沉,巧妙地把历史的一时繁华和大自然的眼前春色溶为一体,意境浪漫而真实,情调遐远而深峻,相当典型地表现出由盛入衰的中唐时代脉搏。应当说,在中唐前期的山水诗中,它是别具一格的即兴佳作。
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读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乌纱帽在唐代与“白接 ”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处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此诗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戴乌纱帽犹胜白头巾、儿子言辞很相宜的生活情趣图,诗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表达出诗人生活细节、小有情致的隐居生活。
此诗以画面清晰胜,浓墨淡彩,人、物、情浑然一体,透露了诗人脱却山人服、试戴乌纱帽时的喜悦心情,与《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心情相合,据诗意,此诗略在前,《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稍后。
杜甫有二子,长子名宗文,次子名宗武,宗武乳名骥子。《遣兴》这首诗怀念的对象是儿子,慈爱之情溢于全篇。
这是一首排律(俗称长律),中间四联全是对仗。全诗可分三层,“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前两联回忆过去,写骥子两三岁时颖悟过人,就能问知来客的姓名及能背诵杜甫的诗句;杜甫通过回忆前年牙牙学语时娇趣的憨态,极力把儿子宗武可怜可爱、天真无邪的神态表达出来,激起读者的同情,催发读者亲子之情。中间两联“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写骥子当前的遭遇,因逢“世乱”,居无定所,又值父亲外出,音信全无,只能仰赖母亲的爱抚,更让诗人后悔不已的是没能携带全家一起逃难,以致如今分隔两地,不知何时才能互通音信;最后两联“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描写上的是一副国破乱世的情景,到处都是举着军旗的军队,号角声声激起诗人心中无限悲凉,于是诗人感叹曰,如果能有举家团圆的机会,必定不敢迟慢,表达了诗人在这种国破家碎的情况下急切盼望和平及和全家团聚的急切心情。
这首诗先写过去是有深刻用意的。按作诗的时间来推算,骥子“学语时”当为公元755年,战乱还没有发生,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战争波及广大地区,使千万个家庭流离失所。诗人先写骥子在先前的颖悟的表现,再写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此外,从“怜渠小”“仰母慈”诸语中还能看出诗人因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深感内疚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