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杂赞小品。这篇文章是对韩干绘画作品的评述，内容高远有意趣。前段干练明洁的描述了画中四马的神姿妙态；后段展开联想，以马比人，使马更加气度非凡，并赞扬了一种热爱自然、超尘脱俗的生活态度。全文用字精炼，造句尤有特色，前段多用四字短句，后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
文章起笔细致描述：马有四匹，神态各异。有的昂首长鸣，有的下鸣探路，有的回头反顾，有的原地驻步。“骧首奋鬣”是状马奋然欲奔的动态。“顿足而长鸣”是摹其声。“尻高首下”系绘马下河去探路之状。“跔蹐”是写具体的探鸣的样子。“反顾”系回头看同伴。“若似鼻语”是揣摩其心理语言。“不应”为不答应。“留行”为停止不走。这一自然段的描写很有讲究：四匹马，一分为二，前两匹分写，后两匹合写；前者勾勒动态，后者则状静态；前者在岸边陆地，后者却在鸣里；动者显其刚烈不羁的风骨，静者现其文静而细谨的性情。动静结合，高低相宜，前后有致，形象对比鲜明，构图错落疏朗，颇有战国议论散文纵横捭闽，繁笔铺排的遗风。
第二自然段延展思维，推测议论马的性质，提炼文眼。是“厩马”还是“野马”，问而不答，引人深思。这是对第一自然段所状马之形神的拓展，也是议论时所必需的铺垫。“皆中度程”，点破其符合良马的标准，一语收来，初步点染出旨意：这种野性尚未脱尽的厩马，其实就是久处官场、意欲归隐，却又摆不脱仕宦羁绊的人。其后，作者进一步叙议发掘，说它们那种潇洒自得的样子，就像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和贵公子，一同解开衣带，脱下帽子，在河边洗涤被污染的帽缨，何等惬意啊！“友麝鹿”，意思是说要辞官归隐，寄情山鸣。可是，要归隐何其难哉！苏轼在《鸣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就是当时作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既然左右为难，那就不管它功名利禄、毁誉得失，只管悠闲自得、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吧。其乱中寻静，忙里偷闲，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鲜明地显露了出来。该段以议为主，以叙为辅，议得精当，叙得扼要。引用“濯缨”的典故，说明一旦跳出官场的快乐自得的神情，丰富了寓意，突出了主题。
这篇文章不足一百五十字，篇幅异常精短，却展示了一个丰富的心理世界和复杂的生活理念，折射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背景，容量着实大。文章由马及人，以人比马，两层推进，既写出了马的潇洒自得，又写出了人的清高闲雅，文脉迁延，皆历历可见；马人相喻，委婉明意，隐显兼用，意趣浓郁，既无直露之感，又无晦涩之嫌，表现出作者谋篇构意的匠心。写马，主要采用先叙后议法，其实也是十分艺术的说明法；写人，则叙议交融；而对马的赞赏，对政治社会的厌恶，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生活无奈的感情无不充溢于字里行间。全文用字极其精炼，造句尤有特色，第一段多用四字短句，第二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
这首词，写都城开封元宵节盛况。开头以节令之变换，点出帝京新春和暖。接着写天气晴朗更使气候宜人．“庆嘉节、当三五”，实写具体的佳节之欢。十五元宵，实际上是灯节，“晴华灯”三句，铺写家家张灯结彩，而赏灯人之众之多，却是暗写，以“罗绮”“香风”代替男女人群。“九陌”“十里”说明其广。“十里”三句，再写灯张挂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萧鼓”在热闹场中吹打着。美丽的花灯配合着音乐演奏。上片大部分是写元宵的气候、灯景、乐器，而人只是在这环境中以衣锦飘香、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虚中有实，似少实多，以某些特征而代表全人，而人又是“遍九陌”之多的。
下片以“天”接“天”，从“喧天箫鼓”过渡到“渐天如水”，一个“渐”字，拉开了时间的线索。时候不早了，“天如水”，天清而静。“素月当午”，月照正中。人自赏灯来，又转入各自寻觅所欢。“绝缨掷果无数”，用了两个典故，这里说此二艳遇故事，但已非一人之艳遇，而是“无数”之多。“更阑”二句，写景极美，写事动人。“烛影花阴”，明明暗暗，朦朦胧胧，“少年人、往往奇遇”，有多少风流韵事，然而乐而不淫，就此煞住。“太平”二句，推广开来，写当时承平气象。词的最后，对景“争忍独醒归去”，是乐而忘返了。
这首词，以铺叙见长，气象渲染，浓淡适宜。写景则时疏时密，用典则结合时宜。人物都是在良辰美景中出现而又活跃着的，呈现出太平景象，结合起来含有欢乐常保的意义。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起句“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昭示人们已到了暮春三月，春天即将过去，象喻着南唐小朝廷的败落已初露端倪。
“画楼帘幕卷轻寒”，象喻富丽堂皇的宫室已包孕着难以摆脱的令人寒心的隐患。酒余人散后，由喧闹归于寂静，更增添了主人公孤寂的心绪，独自凭栏以解愁忧。
“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紧承上片，叙写远眺所见。夕阳下芳草绵绵，牵动着主人公的愁绪。
最后两句“凤笙何处，明月照黄昏”点明时间已由夕阳转到了黄昏，主人公在栏前凭望的时间就可想而知了。溶溶月光下，主人公独自一人凭栏忧伤。整个境界是那么的静谧、孤凄、又带着难以言说的忧愁和感伤。
这首词的最大特点是写愁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词中的忧愁，写来迷茫朦胧，含而不露。词中的忧愁“闲情”，常常很难确指是什么性质的忧愁，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临江仙·冷红飘起桃花片》是言情之作，突破了词人一己抒怀的迹象，开始触及人生的苦闷，咏叹世事的坎坷，不期然地揭示出人生路上多困难，自己独自面对需要归属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