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汉代《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本为“建威扬德，劝士讽敌”的军乐，然今传十八曲中内容庞杂，叙战阵、记祥瑞、表武功、写爱情者皆有。清人庄述祖云：“短箫铙歌之为军乐，特其声耳；其辞不必皆序战阵之事。”（《汉铙歌句解》）本篇就是用第一人称，表现一位女子在遭到爱情波折前后的复杂情绪的。
开头五句写其对远方的情郎心怀真挚热烈的相思爱恋：她所思念的情郎，远在大海的南边。相去万里，用什么信物赠与情郎，方能坚其心而表己意呢？问遗，犹言赠与。她经过一番精心考究，终于选择了“双珠瑇瑁簪”。“瑇瑁簪”，即用玳瑁(一种似龟的动物)那花纹美观的甲片精制而成的发簪。“双珠”，谓在发簪两端各悬一颗珍珠。这在当时可谓精美绝伦的佩饰品了。然而女主人公意犹未足，再用美玉把簪子装饰起来，更见美观（绍缭，缠绕之意）。单从她对礼品非同寻常的、不厌其烦的层层装饰上，就可测出她那内心积淀的爱慕、相思的浓度和分量了。这几句写物寄情，以少总多，表达已言简意丰，情调复缠绵悱恻。试看汉末繁钦《定情诗》中“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缨。”“何以慰别离？耳后瑇瑁钗”等句，分明是受本篇启发而化出，此亦正可发明本诗“何用”三句意蕴之妙处。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晴光滟敛的爱河上顿生惊涛骇浪，爱情的指针突然发生偏转，“闻君有他心”以下六句，写出了这场风波及其严重后果：她听说情郎已倾心他人，真如晴天霹雳！骤然间，爱的柔情化作了恨的力量，悲痛的心窝燃起了愤怒的烈火。她将那凝聚着一腔痴情的精美信物，愤然地始而折断(拉杂)，再而砸碎 (摧)三而烧毁，摧毁烧掉仍不能泄其愤，消其怒，复又迎风扬掉其灰烬。“拉、摧、烧、扬”，一连串动作，如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何等愤激！“从今以后，勿复相思！”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语）
“相思与君绝”以下六句，写其由激怒渐趋冷静之后，欲断不能的种种矛盾、彷徨的复杂心态。“相思”句较上文“勿复相思”之果断决绝，口气已似强弩之末。盖 “相思”乃长期的感情积淀，而“与君绝”，只一时愤激之念，二者本属对立而难统一，故此句实乃出于矛盾心情的叹惋，大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意蕴。循此绪端，自然生出“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的回忆和忧虑。“鸡鸣狗吠”“喻风声布闻。”（《诗比兴笺》）《易林·随之既济》：“当年早寡，孤与（宇）独居；鸡鸣狗吠，无敢问者。”即指鳏夫与寡妇夜间来往，惊鸡动狗，已露风声。此处亦谓女子忆昔与郎幽会往来，不免风吹草动，使兄嫂备悉隐情，而今若断绝，居家将何以见人？对兄嫂又如何解释？所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加上始乱终弃的严重后果，自然使她不无顾虑和动摇。何况那“鸡鸣狗吠”中幽会的柔情蜜意时刻，仍然顽固地在牵动着她那旧日的缕缕情思，使她依依难舍呢！“妃呼豨”，正是她在瞻前顾后，心乱如麻的处境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的一声歔欷长叹。清人陈本礼《汉诗统笺》云：“妃呼豨，人皆作声词读，细观上下语气，有此一转，便通身灵豁，岂可漫然作声词读耶？”闻一多《乐府诗笺》亦云：“妃读为悲，呼豨读为?歔欷。”训释至为允当。三字悲叹，在感情、语气上承上启下，直贯结尾二句意脉。“肃肃”，形容风声凄紧；“晨风”，即晨风鸟。《诗·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晨风鸟即雉，朝鸣以求偶。“飔”，闻一多训为乃 “思”字之讹，言晨风鸟慕类而悲鸣。“高”，音、义皆同“皓”，指东方发白，天将欲晓。二句写女子在悲叹中但闻秋风阵阵凄紧，野雉求偶不得的悲鸣不时传来，使她更加感物共鸣，相思弥甚，犹豫不决。然而她又自信：只待须臾东方皓白，定会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陈本礼云：“言我不忍与君绝决之心，固有如曒日也。谓予不信，少待须臾，俟东方高则知之矣。”（《汉诗统笺》）如此，则“高”尚有喻其心地光明皎洁，感情热烈持恒之义。不过，这层隐喻之底奥，在字面上却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读者似乎亦拭目以待其下文。故庄述祖、闻一多皆以为《上邪》即本篇下文，应合为一篇。余冠英亦认为“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此说确实发人深省。
此诗的结构，以“双珠瑇瑁簪”这一爱情信物为线索，通过“赠”与“毁”及毁后三个阶段，来表现主人公的爱与恨，决绝与不忍的感情波折，由大起大落到余波不竭。中间又以“摧烧之”、“相思与君绝”两个顶真句，作为爱憎感情递增与递减的关纽；再以“妃呼豨”的长叹，来联缀贯通昔与今、疑与断的意脉，从而构成了描写女子热恋、失恋、眷恋的心理三部曲。层次清晰而又错综，感情跌宕而有韵致。其次，这首诗通过典型的行动细节描写（选赠礼物的精心装饰，摧毁礼物的连贯动作）和景物的比兴烘托（“鸡鸣狗吠”及末尾二句）来刻画人物的细微心曲，也是相当成功的。
这是一首写景诗，写得意新语工，结构严密，体现了诗人的一片闲情逸致。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诗人专门乘舟到东溪去看水，一是说明东溪水好，再就是诗人自己“爱闲”’整天挣扎在名利场中的过客是无暇欣赏山水的；第二句写到了东溪，登山孤屿，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不由地流连忘返。“发船迟”正见此意。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四句具体描绘东溪风光。坐临孤屿，诗人看到的是野鸭眠岸，老树着花，短短蒲茸和平平沙石，平平常常的野鸭在岸边栖息，诗人竟看到了其中的闲意，不是“闲人”哪有此境界?这正是推己及物，物我两忘。又看到老树着花，盘枝错节，人老心红，焕发了诗人的青春气息。“无丑枝”新颖俏皮，恬淡悠然的心绪又一次得到深化。再看那“齐似剪”的蒲茸，“净于筛”的沙石更觉赏心悦目，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结句“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风景虽好，但不是自己的久居之地。“情虽不厌”回应了首句的“发船迟”，天色已晚，“住不得”说出了心中的无奈，薄暮催人回，车马也劳顿了一天了。
该词仿照《楚辞·招魂》，用“些”字做韵脚，来题写他的新居——瓢泉，读来十分新颖，别有一番悠远飘忽的音调之美。该词上阕是劝说瓢泉不要流出山外到大海去。词人对尘世的污浊、险恶、横暴，作了一番厌恶的描述，告诫泉水不要与之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下阕是诱导瓢泉留在山中，与自己做伴。全词借泉抒怀，寓情于泉，结构紧凑，表达了作者清高自守，绝不与恶浊社会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
上阕起笔二句，从视、听觉来写，表达了作者对泉水的欣赏、赞美之情。“清佩琼瑶”是以玉佩声形容泉水的优美声响；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曾写道：“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镜秋毫”是可以照见的秋生羽毛之末来形容泉水的明净。这两句给瓢泉以定性的评价，表明了山泉能保持其可爱的本色，以下通过泉水所处的三种不同状态，来反映作者对泉水命运的设想、担忧及警告。这些刻画，正好用以反衬起笔二句，突出“出山泉水浊”之意。
首先劝阻泉水不要出山（去此）去流昏涨腻，生长蓬蒿。“流昏涨腻”取意于杜牧《阿房宫赋》“谓流涨腻，弃脂水也”“虎豹”句，用《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和“此皆甘人”。虎豹以人为美食，渴了要饮泉水，它岂同于猿猱（之与人无害），不要为其所用。
“大而流江海”三句，反用《庄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对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的语意，谓水积而成大江海，可以视大舟如草叶而倾覆之，泉水不要去推波助澜，参预其事。这些都是设想泉水不能自守而主动混入恶浊之中，遭到损害而又害人的危险情况。以上几种描述，想象合理，恰符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
下阕作者自叙，贞洁自守，愤世嫉俗之意。路险山高，块然独处，说明作者对当前所处污浊险恶环境的认识。故小隐于此，长与瓢泉为友，以期求得下文所描写的“三乐”即“饮酒之乐”、“品茶之乐”、“安贫之乐”。词的上下阕恰好形成对比。前者由清泉指出有“三险”，后者则由“无聊”想到有“三乐”。其实“三乐”仍是愤世嫉俗的变相发泄。瓢泉甘洌，可酿松醪（松膏所酿之酒），写饮酒之乐，实寓借酒消愁；瓢泉澄澈，可煮龙凤茶，品茗闲居，却不被世用；最后写安贫之乐，古人既往，聊寻同调，则与“一箪食一瓢饮”颜回一样的便是同志。箪瓢之“瓢”与“瓢”泉之“瓢”恰同字，以此相关，契合无间。
总观全词，可以用刘辰翁对辛词的评语：“谗摈销，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来领略这首词的思想情调。瓢泉的闲居并未能使作者的心情平静下来，反而是郁积了满腔的愤怒。流露出的对官场混浊，世运衰颓的憎恶并不是衰婉之调，而是一种激昂之声。不可以视之为“流连光景，志业之终”。尽管词的上片阕似乎构成了不和谐的画面。（上去阕多激愤，下阕多欢乐），但贯通一气的还是愤懑，不同流合污，自守贞洁的浩然之气。这就是刘辰翁所说的“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寓悲愤于欢乐之中，益感其悲愤的沉重。“含泪的微笑”大概是最悲愤不过的了。
这首词是词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以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作韵脚的惯例，而是用《楚辞》语尾字“些”作后缀的尾字，又另用平声“萧、肴、豪”韵部的字作实际的韵脚，这就是所谓的长尾韵。这种格律声韵具有和谐回应的美，犹如是有两个韵脚在起作用。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