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丞相即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这是一首干谒诗。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这首诗赠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和录用,只是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才写得那样委婉,极力泯灭那干谒的痕迹。诗的前四句写洞庭湖壮丽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后四句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希望。
开头两句交代了时间,写出了浩瀚的湖水。湖水和天空浑然一体,景象是阔大的。“涵”,有包含的意思。“虚”,指高空。高空为水所包含,即天倒映在水里。“太清”指天空。“混太清”即水天相接。这两句是写站在湖边,远眺湖面的景色。三四两句继续写湖的广阔,但目光又由远而近,从湖面写到湖中倒映的景物:笼罩在湖上的水气蒸腾,吞没了云、梦二泽,“云、梦”是古代两个湖泽的名称,据说云泽在江北,梦泽在江南,后来大部分都淤成陆地。“撼”,摇动(动词,生动形象)。“岳阳城”,在洞庭湖东北岸,即今湖南岳阳市。西南风起时,波涛奔腾,涌向东北岸,好像要摇动岳阳城似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有的版本作“气吞云梦泽”),读到这里很自然地会联想起王维的诗句:“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整个城市都飘浮在水面上,微风吹起层层波澜,遥远的天空都在水中晃动。它们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四句实写湖。“气蒸”句写出湖的丰厚的蓄积,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哺育,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两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湖的澎湃动荡,也极为有力。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滨城,好像瑟缩不安地匍伏在它的脚下,变得异常渺小了。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但两句仍有区别:上句用宽广的平面衬托湖的浩阔,下句用窄小的立体来反映湖的声势。诗人笔下的洞庭湖不仅广阔,而且还充满活力。
下面四句,转入抒情。“欲济无舟楫”,是从眼前景物触发出来的,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想到自己还是在野之身,要找出路却没有人接引,正如想渡过湖去却没有船只一样。对方原是丞相,“舟楫”这个典用得极为得体。“端居耻圣明”,是说在这个“圣明”的太平盛世,自己不甘心闲居无事,要出来做一番事业。这两句是正式向张丞相表白心事,说明自己目前虽然是个隐士,可是并非本愿,出仕求官还是心焉向往的,不过还找不到门路而已。
于是下面再进一步,向张丞相发出呼吁。“垂钓者”暗指当朝执政的人物,其实是专就张丞相而言。这最后两句,意思是说:执政的张大人啊,您能出来主持国政,我是十分钦佩的,不过我是在野之身,不能追随左右,替你效力,只有徒然表示钦羡之情罢了。这几句话,诗人巧妙地运用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淮南子·说林训》)的古语,另翻新意;而且“垂钓”也正好同“湖水”照应,因此不大露出痕迹,但是他要求援引的心情是不难体味的。
本文是一首述怀诗,写得很委婉。在唐代,门阀制度是很森严的,一般的知识分子很难得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上寻找出路,知识分子须向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求助,写些诗文呈送上去,希望得到赏识,引荐提拔。公元733年,孟浩然西游长安,时值张九龄出任朝廷丞相,便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希望他给予帮助。但由于诗人顾虑多、爱面子,想做官又不肯直说,所以只好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种苦闷的心情,是不难领会的。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是把写景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触景生情,情在景中。诗的前四句,描写洞庭湖的景致。“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涵虚,是天空反映在水中的幻景。太清,就是天空。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到了中秋时节,洞庭湖里的水盛涨起来,与湖岸平齐了,一眼看云,只见湖山相映,水天一色,浑然成为一体,美丽极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在这浩翰的湖面和云梦泽上,水气蒸腾,涛声轰鸣,使座落在湖滨的岳阳城都受到了震撼。这四句诗,把洞庭湖的景致写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这样写景,衬托出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暗喻诗人正当年富力强,愿为国家效力,做一番事业。这是写景的妙用。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这首诗前三句渲染了辽道宗的盖世气魄,最后一句扣紧“伏虎”,进一步烘托辽道宗的气势。全诗气势雄健奔放,音调铿锵有力,夸张的笔调里流露出自豪的心情,鲜明地表现了契丹族崇尚勇武的民族精神。
萧观音这首诗乃歌功颂德之作。开头“威风万里压南邦”,歌颂道宗之武力。“万里”,写其气势之磅礴广大,无边无际。“压”字描绘出气盖世,有凌驾一切之上的威力,寓气魄压过南方的宋王朝。“东去能翻鸭绿江”歌颂辽代当时武力远达东面之鸭绿江。“翻”字对“江”而言,谓其威力无穷能翻江倒海,使江海低头让路。“灵怪大千俱破胆”,更进一步抒写道宗之威风,他不仅统摄广大无边的世界,降服人类,还要使大千世界灵怪全都丧胆。这几句诗渲染了不可抵御、压倒一切的盖世气魄。最后说“那教猛虎不投降。”扣紧“射猎伏虎”,先烘托雄壮压倒一切的气势,则降服猛虎已不在话下。诗人可谓善于运用夸张烘托的艺术表现方法。 诗中展现了道宗的威风与神气,而萧观音的马上豪爽、英姿飒飒,也在铿锵的诗风中显得格外生动。
全文不过三百来字,熔描绘景物、凭吊前贤、抒发感慨于一炉。篇幅虽短,情韵生动,充分体现出姚鼐散文记事明晰、文字雅洁,惜墨如金而又余味悠长的风格特点。
作者首先扼要交代了出游经过以及留宿双溪张英墓舍的缘由。由于“大雨溪张,留之累日”,故得以从容观赏双溪景色:“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茂密的松树郁郁葱葱,苍绿色的山岩重重叠叠,互相掩映,蔚为壮观。加之云气弥漫,烟雨朦胧,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情态。在作者的笔下,双溪一带景色犹如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山水画,令人陶醉。
置身这优美的环境中,作者情不自禁地凭吊起乡人引为骄傲的前贤张英宰相。想当年,张英以自己的才干辅佐康熙帝,深受器重,退休归乡颐养天年,康熙帝亲赐“双溪”二字,优游自适,寄情山水。君臣遇会,谓为盛事。
文末,作者联系自己的思想、抱负抒发情怀,流露出对乡先辈遣风的无限钦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