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
这是一首公宴诗，诗人以雁自喻，反映了个人经历的艰难和仕途的坎坷，充满着对功业、名利禄位的向往和追求，渴望得到主人的提拔重用，洋溢着复杂的感情。其中有辛酸，有痛苦，有欢快，有希望，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这首诗设喻妥切，语言质朴无华，风格清新，托意寄情，含蕴颇深。
此诗上半篇（“朝雁鸣云中”至“伸眉路何阶”）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开头两句，以清晨哀鸣于云中的飞雁比喻自己过去飘零无依的形象和悲凉痛苦的心情。《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此处用其意，但写成五言诗，更显得音节抑扬顿挫，使人回肠荡气。
接着二句设问：鸿雁打算飞向何方？为何双翼不展，在空中踌躇？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当时徬徨无依的神情。这里，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
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言我塞门来，就将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每年秋天，鸿雁都要从寒冷的北方飞到南方温暖之地过冬，衡阳据说是大雁南飞的终点。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冬，雁儿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这四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瑒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这种生活也并不安全。“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写鸿雁在长期远行中蒙受霜雪，羽毛日渐摧折脱落，比喻自己在飘泊生涯中久历磨难，已无力高翔。不仅如此，而且这样下去，找不到安全的归宿，只怕要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接着两句说：“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即丧失生命。这四句正是雁儿“戢翼徘徊”的原因，也就是自己茫然不知何从的原因。以上都是表述诗人往日的遭遇，反映了当时文人在连年战祸中忧惧恐慌的心理。而全用比喻写出，更显得委曲深婉，凄切感人。
作者自然不能甘心于这样的遭遇。故自“简珠”以下，诗意转折，自述不甘沉沦、企望改变命运的心愿。“简珠随沙石”是喻中之喻，表面说鸿雁落于泥地，犹如大珠落于沙石，不能处于其中而自安。实际上，诗人在这里是自比大珠，以沙石喻环境，以说明诗人往昔的境遇，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因此，“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他希望能趁云雨会合的良机，濯洗羽毛而凌越高阶。可是，这种良机是不容易得到的，使自己扬眉吐气的道路又不知在哪里。这几句，不特用笔奇幻，而且诗人显示了自己的身分和抱负，并蕴含着祈求鉴察之意。可见，此六句虽然仍以鸿雁为喻，但蕴含的意义更为丰富和深曲。
下半篇从“公子敬爱客”至“以副饥渴怀”，始转入眼前公宴之事，从正面写来。“敬爱客”三字，包括了以下一连串内容：——一是“乐饮不知疲”，公子频频劝酒，好客而不倦；二是“乃肯顾细微”，自谦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鄙微的人也受到主人顾怜；三是“赠诗见存慰”，主人在劝酒之余，还向自己赠诗表示安慰存问，使诗人感到愧不敢当。可见，“敬爱客”三字是此诗下半篇的诗眼，包含着一层深似一层的含义。
正因为主人“敬爱客”，使诗人大为感动，所以诗人表示要报答主人。报答的内容有二：一是“不醉其无归”，要极欢尽醉以助主人雅兴。此句出自《诗·小雅》中据说是“天子燕诸侯”的《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其涵意不只是尽情作乐，还有宾主情好、和谐无间的意思。二是“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要求所有在座受到曹丕款待的君子，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职位，尽心尽力，报答主人求贤若饥渴的心怀。《诗·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郑玄笺；“凡百君子，谓众在位者；各敬慎女（汝，你）之身，正君臣之礼。”这里用其意，但还更深地包含着不负主人求贤之意。诗写到这里收住。建安末曹氏门下客写有不少《公宴诗》，多庸俗的颂扬语，开后来应酬诗之陋习，即如王粲，亦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之句。而应瑒此诗，虽也不免有讨好主人之语，但较有分寸，所以张玉谷说此诗“未坠古音”，窃以为良是。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瑒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
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前半用比兴，引而不发；后半用赋体，仍是引而不发，在含蓄委婉中透露主旨。陈祚明称其“吞吐低徊，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务使听者会其无已之衷，达于不言之表，此申诉怀来之妙术也”。曹丕果然不久就把他调到身边做“文学”了，说明作品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它比一般公宴应酬诗，到底要算棋高一着。
此词抒写人生离别相思之苦，寄托了作者从有感于人生短促、聚散无常以及盛筵之后的落寞等心情生发出来的感慨。整首词感情真挚，情调凄切，抒情析理，绰约多姿，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作者抒发人生感慨时成功地使用了夸张手法，更增添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首句写景，时间是绿柳依依的春天，地点古道长亭，这是旅客小休之所，也是两人分别之处。
“绿杨芳草长亭路”，上片起句写春景、别亭和去路，用以衬托人的感情。因为就是在这芳草连天、绿杨茂密的长亭外、古道边，那年少的游子与自己的心上人告别了。无边的“绿杨芳草”所描绘出的一派春光春景，给离别愁怨的抒发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年少”句叙述临行之际，闺女空自泪眼相看，无语凝咽，而“年少”的他却轻易地弃之而去。年少，是指思妇的“所欢”，也即“恋人”，据赵与时《宾退录》记载，“晏叔原见蒲传正曰：‘先君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曰：‘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叔原曰：‘公谓年少为所欢乎，因公言，遂解得乐天诗两句：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笔而悟。余按全篇云云，盖真谓所欢者，与乐天‘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这是晏几道为其父此词“年少”语所作的无谓辩解。实际上，此词写思妇闺怨，用的的确是“妇人语”。
“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二句，极写相思之苦，哀怨之切。残梦依稀，钟鼓伤情;细雨迷蒙，离情更苦，这正是那被抛弃的真情的悲哀。这两句不仅有着音节对仗工整之妙，更表现了幽咽婉转的意境之美。缠绵含蓄的轻歌低叹，真切浑成的着意抒发，把暮春三月的细雨，五更的残梦，楼头离人花下的寂寞，连同所有的相思都勾连成一片，缥渺轻飏，茫茫无际。
下片用反语，先以无情与多情作对比，继而以具体比喻从反面来说明。“无情”两句，用反语以加强语意。先说无情则无烦恼，因此多情还不如无情，从而反托出“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深衷：“一寸”指心，柳丝缕缕，拂水飘绵，最识离怀别苦。两句意思是说，无情怎似多情之苦，那一寸芳心，化成了千丝万缕，蕴含着千愁万恨。词意来自李煜“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
末两句含意深婉。天涯地角，是天地之尽头，故云“有穷时”。然而，别离之后的相思之情，却是无穷无尽的，正所谓“只有相思无尽处”。这里通过比较来体现出因“多情”而受到的精神折磨，感情真切而含蓄，对于那个薄幸年少，却毫无埋怨之语。此词写闺怨，颇具婉转流利之致，词中不事藻饰，没有典故，除首两句为叙述，其余几句不论是用比喻，还是用反语，用夸张，都是通过白描手段反映思妇的心理活动，亦即难以言宣的相思之情，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