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内容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展示了军阀必趋灭亡的下场。
“血沃中原肥劲草”，是说军阀杀害人民的鲜血灌溉了祖国大地，先烈们壮烈牺牲的精神培育了广大人民，使他们成长为劲草般的坚强战士。“血沃中原”，揭露了军阀屠杀政策的残酷程度，使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中国原野。当时，在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共政策下，仅雨花台一处被害的革命者就有二十万左右。“肥劲草’’，比喻革命力量在鲜血灌溉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一个“肥”字突出了革命力量壮大的声势。这一句点出了革命力量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军阀的屠杀、“围剿”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加速他们的灭亡。
“寒凝大地发春华”，是说大地虽然一片冰寒，但只要春天一到，烈士播下的种子就会怒放出复仇的春花。“寒凝大地”，主要是写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使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象严寒禁锢着大地，没有一点生气。“发春华”，不仅是对当时英勇作战的革命文艺战士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坚信革命必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一个“发”字，描写出革命文艺不可阻挡的发展形势，正如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一句是诗人的预言，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前景。
“英雄多故谋夫病”，直接写国民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他们多方借故，称病离职，丑态百出。在日寇压境的局势下，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派系争斗。他们或因失势，或因分赃不匀，忽而出现在幕前，忽而退居于幕后，这一句是国民政府政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分崩离析的真实写照，既写出了他们内部斗争的丑象，又反映了他们在抗日前笼络人心的拙劣表演。
“泪洒崇陵噪暮鸦”，承接上句，这帮“英雄”、“谋夫”们并不想“合作”、“抗日”，他们貌合神离，暗斗不休。“噪暮鸦”点出了国民政府内部吵吵嚷嚷，恰似黄昏时分一群乱叫的乌鸦，暗示国民政府统治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句揭露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质，揭示了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的必然趋势。
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坚韧不拔的对敌斗争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反革命“围剿”的罪行，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与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展示了革命势力的锦绣前程，指出了他们统治的崩溃局势。
小孤山位于安徽省宿松县城东南65公里的长江之中，山体奇特秀美，东看一支笔，西望太师椅,南观如撞钟，北观啸天龙，是万里长江的绝胜，江上第一奇景，还有小姑与彭郎相爱，难成眷属，投江殉情，死后化作“小姑山”，而彭郎悲于小姑之死，遂化成“彭郎矶”，与小姑山隔江相对的凄美传说，如果按秦观一贯的风格，写小孤山似乎应该从这个传说入手，写一段清新隽永的爱情之歌，但是这首词，气象恢宏雄伟，与秦观的清新婉丽，柔和淡雅的文风十分不符，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相比，简直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第一句，先写长江的水势，“滚滚”、“激浪”来形容水流湍急，第二句奇峰突现，一座高峻的山峰，挡住了汹涌的江水。第三句，将此山傲立此处的原因，想像为天公设立，使此山有了中流抵柱的神韵，既表明小孤山这座挺立急流中的山峰是造化的杰作，不可多得，又进一步衬托了小孤山所处环境的凶险，可谓神来之笔。后世谢枋得诗“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澜”，就是脱胎于此句。
下阕以两岸群山为衬托，用拟人的手法，说群山虽然高（掩映云千叠），虽然美（萦回紫翠），但在汹涌的江水面前都退缩了（都让洪涛恣汹涌），只有小孤山屹立在中流，日复一日，感动着过往行人。
这首词壮思逸飞，境界开阔，是秦观词中少有的豪放之作。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