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
这首诗分为两章。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诗的开头“有客有客，爰来宦止”，写迎客的惊喜。从诗中看，丁柴桑应该比较年轻，诗人视之为后俊。“秉直司聪”以下四句是诗人对这位贤良地方官的赞美。丁柴桑作为一县之长，能“飱胜如归，聆善若始”，是为政“惠于百里”的明证。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陶渊明政治理想中对基层长官的要求。
接着经“匪惟谐也，屡有良游”一转，至于次章，写作者与丁柴桑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就是这种场景的具体表现。“以写我忧”语出《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放欢一遇，既醉还休”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陶渊明对待挚友的常态。其诗《与殷晋安别》中有“一遇尽殷勤”句可为佐证。”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二句是倒装，意谓二人开始交游即定交知己，实为快心之事。诗的结尾归结到知心才是朋友结交的基础。
陶渊明与丁柴桑彼此一见如故。不是因为对丁柴桑这个父母官另有所求，而是丁柴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的善德，以及“餐胜如归，矜善若始”的开明，赢得了陶渊明的敬重。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也同样有丁柴桑的善德和开明，才能“方从我游”便以“心期”。向往开明，崇尚善德，正是陶渊明的秉性所在。
这首诗采用《诗经》的四言句式，写法上也有借鉴《诗经》叠章的形式，如有客有客之句，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全诗于浓郁的情意之中，透露出和谐喜悦的交游气氛。篇幅虽短，然情酣意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