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时占雨信，今日破天悭。
尽息田家叹，聊开病客颜。
何由长岁稔，金火莫循环。
几时占雨信，今日破天悭。
尽息田家叹，聊开病客颜。
何由长岁稔，金火莫循环。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