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诗更重视对画意的表现。考其原因，或许是宋代绘画特别发达，而许多知名作家又每兼具画家和诗人两种身份的缘故(顺便应该提到，宋代的题画诗也较之前代更为发达)。苏轼、米芾诸人固不必说，即如张公庠《道中》：“一年春色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郑獬《绝句》：“田家汩汩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武衍《湖边》：“日日湖边上小车，要寻红紫醉年华。东风合与春料理，忍把轻寒瘦杏花。”李显卿《溪行》：“枯木扶疏夹道旁，野梅倒影浸寒塘。朝阳不到溪湾处，留得横桥一板霜。”法具《东山》：“窗中远看眉黛绿，尽是当年歌吹愁。鸟语夕阳人不见，蔷薇花暗小江流。”都描写精工，诗中有画。道潜这首诗写蒲苇受风的声形，写蜻蜓在蒲苇上站立不稳的姿态，写临平山下，经行之处满眼盛开的荷花，也是充满浓重的画意，表现了宋诗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但是，诗人们所追求的诗中有画，并不是诗等于画，而是诗画相通，特色兼具。因为，一般说来，诗是动态艺术，画是静态艺术。此诗虽有画意，但强调了自然景物的声形、姿态，仍带有诗的特点，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所以，苏轼作为对诗画都非常内行的作家，一见此诗，就为之激赏。宗室曹夫人还根据诗意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
诗描写五月仲夏临平山下水边风光，是“诗中有画”的佳作。首句推出一个近景：一片水边的蒲草，在风中翩翩起舞，好像是在表现自己轻柔的舞姿。次句，突出描写一只或数只蜻蜓，因风吹蒲动，想要站在蒲草上，总是身不由己，站不住。蜻蜓与风蒲仿佛在互相争戏，颇有风趣。第三句，承上启下，宛转变化，补叙出前两句所写风景的时间、地点、位置，也为结句的写景作了交代和铺垫。第四句，于风蒲背后展开自近到远的风景：在山下道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荷花开满了水面，鲜明地表现出夏日江南水乡清丽动人的景色。至此，一幅大小映衬、远近有致、动静相生、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图画，便清晰而富有层次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诗歌无一句一字抒情，却在所写景物中让读者感受到内心的闲适以及对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诗人把蒲草拟人化了，写得它像有知觉、有感情似的，在有意卖弄它的轻柔。蜻蜓欲立又不能自由停立的瞬间姿态，也写得很传神。作者静中写动，以动衬静的艺术技巧，十分高超。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这首词，通过凄凉的夜话，别院的歌钟，表现了词人深沉的苦闷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苦闷与悲哀，隐寓着词人的故国乔木之思，壮志未酬之感。别馆，即别墅。三弦，乐器名，古代的方头琵琶、龙首琵琶、直颈琵琶，均为三弦。
词一开头，就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一个夜雨初停，余沥尚滴的阴沉景象，它是最容易勾起人们的忆昔思往的情绪。词人用“一阵凄凉话”，概括了许多可悲可歌的往事。“恰思量，已是廿年前凄凉话。” (《满江红·何明瑞先生筵上作》)词人的这两句词，正好可以互为注脚。它包含了“三十年前，铜驼恨积” (《夏初临·本意》) 的故国之思，也包含了“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好事近·夏日史蘧庵先生招饮》的成败之叹，还包含了“四十诸生，落拓长安”(《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 的沦落之感，更包含了“只恨人生，些些往事，也成流水” (《水龙吟·秋感》)的年华易逝之悲。总之，“无数前情，许多往事” (《琵琶山·阊门夜泊》)，一时都涌上了词人的心头。越回忆，越愤激; 越思量，越凄凉，这是词的第一层意思。“城上老乌声哑哑，街鼓已经三打”，是夜话之久的补充，是沦落之感的深化。它暗用了曹操的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短歌行》) 的诗意。“街鼓三打”，正是“月明星稀”的深夜，“哑哑”哀鸣，正是词人 “家何在?在天末” (《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 的叹息，也正是词人“愿天公还我，那年一带，玉楼银砌”(《水龙吟·秋感》) 的祝愿。真是用典如着盐在水，视之无形，品之有味。还要附带谈一下的，这个“打”字是以俗为雅，与韦庄《应天长》的“泪沾红袖黦”的“黦”，李清照《声声慢》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 “黑”，都是纯乎天籁，妙手偶得，不许第二人押的。而词人却往往押得妙绝。“故国十年归不得，旧田园、总被寒潮打” (《贺新郎·赠何铁》) 的“打”，虽是袭取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意境，但以 “打”字为韵，仍然是炼字上的一个创新。诚如其弟宗石为其词所作的序言所说的： “甚至俚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说明词人遣词炼字的工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过片用的暗转手法，既结束了忆昔的“凄凉话”，又引出了谈今的牢骚语。“漫劳”两句，既是对世态炎凉的讽刺，又是对“行乐须及时”的人生哲学的嘲弄。前一句运用了《唐摭言·起自寒苦》条中有关王播的故事，据说播少孤贫，客居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僧厌之，乃将鸣钟开饭改为饭后鸣钟。播闻钟而至，不复得食，乃辞去。及贵，复游寺中，见昔日所题寺壁之诗，已用碧纱覆盖，播不胜感慨，复题诗云：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后一句运用了鲍照的“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 (《数诗》)和李白的“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 (《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的诗意，言聊且听听艺人的演唱，让自己从苦闷中解脱出来。它不仅起到了点明题目的作用，而且引出了词人的许多身世之感，逼出了“怪底烛花怒裂，小楼吼起霜风”语意双关的话来。它表面上是描写演唱时的激昂雄壮，骨子里是抒发内心的慷慨悲愤之情。结语中一个“怒”字、一个“吼”字，便把那种悲愤的气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词人惯于借音乐的悲凉之气，发心中的不平之鸣。“学龙吟，屈杀床头铁。风正吼，烛花裂” ( 《 贺新郎·冬夜不寐写怀》) ，是这么进行艺术构思的，“铁拨纵横，声声迸碎鸳鸯瓦” (《鹊踏花翻·春夜听客弹琵琶》)，也是这么进行艺术构思的。结语字夹风霜，寒光逼人，可以看出词人的嵚崎磊落之气，抑郁悲愤之情。陈廷焯说他的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 (《白雨斋词话》卷三)，读了这首词，觉得这样的品评，是对迦陵词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造诣，有着极其深刻的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