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写诗人早行经过高登桥与朝涉河。“高登桥下水汤汤，朝涉河边露气凉。”从这两句来看，可见诗人行之早。“汤汤”用词是极为恰当的。后一句写到清凉的露气，前面写到“朝涉河”，前后贯通一体，使人满心欢悦。这类遣词用语微细之处，乍看似妙手偶得，不甚经意，却表现出诗人的艺术素养。这里面包含着高超的语言技巧，却又使人读来不觉，此正大家手笔。
后两句写诗人经淇园的竹园所感受到春夜的清气。“行过淇园天未晓”及前二句均写诗人早行经过的三个地方，皆为平列。“一痕残月杏花香”，既写早行所见，又描绘出此刻特有的景色。颇有画意。前面流水汤汤，写听觉；露气清凉，写触觉；这两句，写视觉和嗅觉。天边，残月一痕；眼前，杏花满枝；耳边，流水汤汤；肤上，凉露清清；鼻中，花香沁人。在朦胧的晨光和露气中，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读者仿佛能够感到，画面上满纸的水墨还湿漉漉的没有干。
这一首短短七绝中，调动眼、耳、身、鼻多种感官，描绘了一个清新宜人、幽美可喜的环境，令人神往。小诗写得这样浑然天成，似信手拈来，清俊自然，别有韵致。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这是一首写爱情的词篇，具有鲜明的民间风味，是柳永“俚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首词以一个少妇（或妓女）的口吻，抒写她同恋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刻画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妇形象。这首描写闺怨的词在宋元时期曾经广为流传，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歌妓的喜爱。到了元代时，关汉卿更是把它写进了描写柳永与歌妓恋情的杂剧《谢天香》里。
上片，通过艳丽春光和良辰美景来衬托少妇的孤寂之情。开头三句，写春回大地，万紫千红。少妇因此反而增愁添恨。这里暗示出，过去的春天她曾与“薄情”者有过一段火热的恋情生活。次三句，写红日高照，莺歌燕舞，是难得的美景良辰，而她却怕触景伤情，拥衾高卧。接三句，写肌肤消瘦，懒于梳妆打扮。这和《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精神是一致的，表现出爱情的坚贞不渝。未三句，揭示出这位少妇之所以“倦梳裹”的真正原因：“恨薄情一去，音信无个。”作者在上片用的是一种倒叙手法，不仅总结上片中的三个层次，而且还很自然地引出下面的内心活动和感情的直接抒发。
下片，极写内心的悔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头三句，点明“悔”字，反映出这位少妇的悔恨之情。继之，又用“锁”字与此相衬，烘托出感情的真挚、热烈与性格的泼辣。在特别重视功名利禄的封建社会，一个闺中少妇为了爱情而敢于设想把丈夫“锁”在家里，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反叛行动。这位少妇的举措，可以使人联想到《红楼 梦》中林黛玉对功名利禄，对仕途经济的批判，而且与柳永《鹤冲天》词中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也是一脉相通的。中六句是对理想中的爱情生活的设想和追求。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吟诗作赋，互相学习，终日形影不离。结尾三句明确责示对青春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首词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它不仅吸取了民歌的特点，保留了民间词的风味，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没有采取传统的比兴手法，也不运用客观的具体形象来比喻和暗示自己爱情的炽烈与坚贞，而是采取感情的直接抒写和咏叹。词中，感情的奔放热烈带有一种赤裸无遗的色彩，明显地具有一种市民性。这是柳永生活时代都市高度繁荣的客观反映。
从思想上看，这首词明显带有市民意识。这首词的另一特点是语言通俗，口吻自然，纯用白描，这说明柳永在向民间词学习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扩大了“俚词”的创作阵地，丰富了词的内容和词的表现力。以深切的同情，抒写了沦落于社会下层的歌伎们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内心的烦恼与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