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
这首咏物诗是咏杜鹃花的，诗层层相扣，渐次推进，先从杜鹃上着眼，然后过渡到杜鹃花，最终言志，表达故国之思。宋朝灭亡后，很多遗民诗借杜鹃典寄托亡国之恨，家芳之恋，一时成为风气。如谢枋得《春日闻杜宇》云：“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梁栋《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连烟树。天津桥上一两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云：“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郑协《溪桥晚兴》云：“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都与真芳民这首诗一样，写得沉痛之极。
这首诗未写杜鹃花，先推本溯源，写杜鹃鸟。“愁锁巴云”，直接由杜鹃典生发，写杜鹃产地，使人自然地联系到望帝杜宇化成杜鹃的哀怨故事。诗把环境描写成愁云密锁，一片凄凉黯然，为全诗定调。望帝已化杜鹃，自然往事都空，渺如云烟，无法挽回，所以诗以“往事空”论定，第二句赶紧拉回，说杜鹃把满腔的遗恨，寄托在满芳遍野鲜红怒放的杜鹃花上。这不啻告诉人们，云空未必空，一切都可忘怀，但对故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又怎么能放得下呢？诗先抑后扬，极尽刻绘之能事，在写杜鹃时，顺笔带出杜鹃花，就与诗题不即不离，得咏物三昧。同时，透过咏物，诗人又把自己的心事沉入。杜鹃鸟的“愁锁巴云”与诗人愁锁故国大地的亡国之哀是相通的；杜鹃鸟将故国之思寄托在杜鹃花上，诗人也是将亡国之恨寄托在这首咏杜鹃花的诗中。因此，诗写得那么低沉，那么伤感。
颔联承上，仍写杜鹃鸟。杜鹃鸟的啼声犹如“不如归去”，又啼到口角出血，诗便由此展开。诗写道，它声声地悲啼着，但它的思归苦心，千万年来，向谁陈诉，谁能明白？因此它啼啊啼啊，啼出了血，染红了这万芳开放的杜鹃花。诗的写作手法与上联完全一致。只是将杜鹃的典故分成两个着重点来写，同样在句尾关联杜鹃花。在这联中，诗再次借杜鹃明志，杜鹃眷恋故国的心不改，千古难明，怨深恨长；诗人眷恋已经灭亡的宋朝，也是如此。诗人的血泪，也是像杜鹃一样流个不尽，到死不休。
颈联正式写杜鹃花。出句又承上，杜鹃啼血，染红杜鹃花，于是杜鹃花也就充满了愁思怨情，它在夜月的照耀下，丛生的枝叶，萦绕着青翠的烟雾。这句状夜中之花极神，因是写夜，诗便不再写花而写枝叶，既避免了重复，又与夜的朦胧融成一气，升腾起一片悲凉之气。对句改为虚拟，由冷月照射着的花，返带杜鹃鸟，说杜鹃鸟的精魄一定仍然记挂着往日锦江边的东风。这一点故乡之思，真是百死不悔。诗铸情造景，孤峭凄迷，神似李商隐的无题诗，缠绵感人。
尾联，诗借物明志，说这满芳的杜鹃花，是杜鹃的血染成，是杜鹃精魄的化身，充满思乡怨恨，行人见了，怎么能不因此而感动得凄然泪下呢？特地标举杜鹃花对行人产生的同是“怀乡恨”，于是前面六句都有了主题，行人的恨与杜鹃的恨就统一在一起了。
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见杜鹃花引起对家乡的思念，已低徊伤感；真芳民由杜鹃花引起的是亡国之恨，与李白比，真该愁肠九回，寸寸裂断，但这首诗比李白诗含蓄得多。倒是他的另一首《泊白沙渡》诗“离怀正无奈，况复听杜鹃”句，与李白诗一样，直截了当。咏物诗与一般写景抒情诗表现手法的区别正在于此。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公元422年（永初三年），谢灵运被降职外放永嘉任太守。诗人在郡不理政务，恣情遨游山水。每游一处，必有诗篇记胜。这首诗即是其一。据《读史方舆纪要》说：“（永嘉）西北二十里有青嶂山，上有大湖，澄波浩渺，一名七峰山。”此青嶂山，似即绿嶂山。
谢灵运的山水诗多采取纪游的写法。其章法结构，大抵是先纪游，继写景，最后兴情悟理。此诗即采取这种井然的推展次序。起首二句，写他出发前的准备和启程情况。诗人携带足够的干粮，拄着轻便的手杖，兴致勃勃地启程了。他沿着逶迤起伏的山路徐行而上，要攀登那风景清幽奇险的高峰。“怀迟”，与威夷、逶随、逶迤等词通。“幽室”，风景清幽之处，指绿嶂山。灵运是一位旅行家、冒险家。他所选择的风景，不是那些寻常易见的田园或低丘浅流，他对山水的欣赏，不像陶渊明那样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眺望为满足。他总是以高山深谷为目标，欲求人所未见的幽景奇观。这两句的“裹粮”和“杖策”，就表明了这次旅游路程之遥远险阻，也流露出诗人寻幽探胜的极大热忱。灵运诗这种在开篇记游时即表现出的欣喜向往之情，往往能使人一开卷就引起感情的共鸣。次二句，写他溯流而上，向溪涧的源头前进；到了上岸处，兴致仍然十分浓厚。这是全诗的第一个层次，即纪游。轻快灵动的诗句，已引领读者步入佳境。
以下八句，即依照游历次序，描绘途次的风景。诗人循溪畔步游，但见溪边水波澹澹，并在山湾处汇集，凝成了一个澄碧的深潭。潭上烟雾弥漫，使他感觉凛然生寒。环视溪潭岸上，修竹环合，摇曳风中，虽经秋霜之冻，愈见得青翠光润，葱郁可人，显出坚贞的品质。“团栾”亦作“檀栾”，形容竹的形貌之词。“寒姿”指水，“霜质”谓竹。诗人沿着溪潭继续游赏，遥看涧流弯弯曲曲，像蛇一样蜿蜒而去，使他难以辨明流水的去向。举目望去，山林伸向远方，那山岩也随着林子延伸，越到远处，看起来岩层越密。诗人置身在这无边无际的深碧苍翠之中，已经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他朝西看，密林中漏下的落日余光斑斑驳驳，令人怀疑可能已是夜晚，明月初升了。再向东看，岩壁上隐现出昏黄的月色，又使他怀疑是夕阳正在沉落。灵运写山水景色，最擅长实景实写，细腻刻画。正如王夫之所评：“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虚”（《古诗评选》卷五）。这六句，从视觉、触觉、感觉、错觉多方面着笔，准确地表现出深山大壑中密林幽涧的气象，又利用浅深、明暗、远近的对比，显示了山水的繁复、曲折，阴暗、清冷，造成一种幽深、神秘、变幻莫测的境界。如此神秘幽异的原始山林景色，是前人所未见到也未写过的。灵运写山水，为了达到“情必极貌以写物”的目标，便力求“辞必穷力而追新”，以新的语言词眼表达新奇的意象。这几句中的“委”与“迥”，“屡迷”与“逾密”，状景异常精细逼真。“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一联，在上下句之中造设“澹潋”、“团栾”两个叠韵词对偶，造成听觉上整齐铿锵的韵律感；而“结”与“润”两个动词，分置于句中第三字的中间位置，构成“句中眼”，更使景物呈现出活泼的生气与清新的韵致，显出诗人的匠心巧思。“践夕”二句，总揽一笔，说自己在深山中只顾赏玩幽景，忘却了时间的推移，不觉中，已从早上游到了黄昏。而岩林最幽深最隐蔽的地方，也都游历到了，以上是第二层次，诗人以其丽情密藻铺叙景物，形成了全篇最精采的部分。
“蛊上”以下八句，是第三层次，即兴情悟理。这一部分写得较为枯燥，下面略作解释。“蛊上”，谓蛊卦上九。《周易·蛊》说：“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履二”，谓履卦九二。《周易·履》说：“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贵”、“美”都是主张、赞赏之意。“幽人”和“高尚”两句紧承上两句，进而抒发情怀，说凡隐逸之人，都是心怀坦荡，安行无碍，这种高尚之风，高远之趣，真是举世无双的了。读者不难发现，灵运这里已是以“幽人”自居了。“颐阿”，应答之声；“何端”，即何由。这一句意思说：我身心都沉浸在阒无人迹的山林之中，再也无由听到謦欬之声了。“寂寞”句，同样出于《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一”是道或大全的意思，抱一就是守道。这句说：我只能在寂寞中把思想感情寄托于老庄玄理，安性守道。结尾一联，上句的“如”字，应作“知”。《庄子·缮性篇》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其大意是说，知识是有害的，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恬静无为，任其自然，摒弃知识。而摒弃知识，才是真正的“知”。恬静无为养育了这个“知”，而这个“知”又反过来养育了恬静无为。二者“交相养”、相互促成，人性中就产生了“和理”（指至为纯粹平和的精神境界）。这个方法，就是“缮性”。缮是“治”的意思，治性，亦即养性之意。灵运在这里说，在此自然的环抱中，他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恬知交相养”的境界，从此可以去讲究养生之道了。
这首诗虽然多了一个语言晦涩乏味的“玄言尾巴”，但它不仅模山范水方面极为生动、清新，而且对于游历的过程、时间，地点、心情，都交待得明白清晰，表现出一种登涉之趣。因此，读者读这首诗，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诗人攀岩泛流，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从而获得与大自然交感会通的审美上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