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