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宿霭迷空》是首咏春感怀词，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情景交融。
前片春光满楮，景色宜人。从“昼景渐长”、“桃愁杏怨”等句来看，自是二、三月间。此时天空积着厚厚的云层，地上弥漫着隔夜未散的浓雾，似乎令人发闷，而自然界却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词人用一个“正”字领起以下四个偶句：长满兰草的水边，泥土非常湿润。燕子飞来，衔起润湿的泥土，去到人家画梁上筑巢。着一“喜”字，写尽了燕子营巢的欢乐。“蜜脾香少，触处蜂忙”，先说“香少”，是一抑；后说“蜂忙”，是一扬。因为香少，所以蜂儿忙于采蜜，着一“忙”字，既写出了蜜蜂的勤劳，也渲染出春天的喧闹。着一“忙”字而境界全出。
“尽日”二句，才写到词人自己。此时庭院深深，帘幕低垂。只见一阵风来，把昆虫吐出的游丝吹过墙来。游丝为细物，最易体现幽静环境。“微雨”三句，照应起首三句，本来是“宿霭迷空，腻云笼日”，此刻便化作微雨，把正在开花的桃杏弄得“红泪淋浪”，花枝上的水珠不停地下滴。“红泪”原指女子之泪，此处移用于花，是拟人化的手法。花乃无知之物，经词人这么一写，似乎也具有人的感情和形象：它能愁会怨，更会流泪。此处反“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而用之，可谓各尽其妙。
后片着重抒情。词人目睹如许春景，不禁悲从中来。“风流”一句，紧承前片意脉。所谓“风流”着，乃指风韵、风情。词人触景生情，想起了从前的一段风流韵事，于是恋恋不舍的伫立在那里，内心无限痛苦。“回尽柔肠”的情状，宛如《减字木兰花》里“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接着以一“念”字引起四个偶句，皆写昔日与恋人同处时的生活。“小奁瑶鉴，重匀绛蜡”，写女子对镜梳妆；“玉龙金斗，时熨沉香”，写熏笼内香炉中压着熨斗，准备烫平衣服。这样的细节和场面，充满了温馨的气氛，不能不引起词人的回忆。更为重要的是“柳下”一句。在词人的印象中，“柳下”当为欢会之地、游冶之处。这里“柳下”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当年他与恋人在“柳下”游冶，倍极欢娱；如今桃开杏绽，杨柳丝丝弄碧，他再回首往事，顿觉“青楼成异乡”，不禁无限伤怀。
歇拍三句，以夸张的语言抒发相忆之情。尽管有千万蛮笺，也难以表达他的一腔相思。以“万叠”与“微茫”对举，可算夸张到了极点。语似豪迈，实极深沉。全词自发端开始娓娓道来，至此陡然一振，令人不胜叹惋。
这首诗选用诸如“辞”、“去”、“带”、“入”、“辞”、“卷”等一系列动态词语，娓娓道来，贴切自然，清新可读。它属初唐难得的好诗之一。
第一，二句“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以夕阳斜照、“年华”把芳殿、绮宫装扮得更加金碧辉煌来点明皇上于宫苑逢除夕，暗示题旨，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第三，四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紧承首联指出除夕是冬春交替之际——冰雪消融，寒冷的隆冬过去了；暖气回升，和煦的春天来到了。在这里，诗人从时令的转换角度给人以温馨的快意，酿造了一种暖洋洋、乐融融的节日气氛。
第五，六句“阶馥辞梅素，盘花卷烛红。”出句叙写梅花绽开，阵阵飘香。进一步渲染了春意。对句紧扣首联对句突出宫中守岁的景象：宫廷内外．张灯结彩，光辉灿烂；摆上供品，敬神祭祖，守岁辞旧。显得热烈而庄重。
最后两句“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紧扣“守岁”，由宫廷而至天下，推而广之．概述举国欢庆、共度良宵，辞旧迎新的普遍现象，从而浓化了宫苑守岁的热烈气氛。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