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平陵东》属汉乐府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这首诗写一个善良的人平白无故被人绑架去敲诈勒索,被逼无奈,只好叫家人卖掉小黄牛凑线来赎身的故事。
全诗每三句为一节。第一节写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经过。在平陵东侧一片阴森浓密的树林中,一位善良的平民义公遭到了绑架。事情发生得突然,义公心中充满了惊疑恐惧之情。这绑架良民的行径是何人所为?“不知”句提起疑问,含煳得极好。联系下文的“高堂”“追吏”,可知这是官吏捕人。不言其“捕”而斥为“劫”,意在表现出官吏行事的粗暴凶狠。观其行迹,真如盗匪,使人不能相信这是官吏行径。直来到高堂之下,才敢确定这劫义公的竟是官府所为。以“不知”故作疑惑,含讽刺之意于言外,掲露出“官府即盗匪,官府甚于盗匪”的黑暗现实。笫二、三节就直写官吏敲榨勒索财物的强盗行径。高堂之上,本应是主持正义、惩办强暴的所在,现在却要义公“交钱百万两走马”,贪暴官吏公然逼迫善良百姓,义公在猝然之间遭此厄运,如此惊人的巨额赎资不可能交纳得出来。
“两走马,亦诚难”,义公为此悲愁交加,百般煎迫。可稍有迟疑,摧辱即至,逼得他一看到追逼的官吏,就不由得心惊色变。“心中恻,血出漉”极写出义公内心痛愁恐惧的惨烈。在贪官暴吏敲骨榨髓的勒索之不,他感到仿佛心中的血都要流尽了。透过这极端痛苦的心 情,不难想象出义公在官府遭受到的摧辱与折磨该有多么严酷。在此绝望之中,他已经无路可走,只好忍痛“归告我家卖黄犊”。一个善良的平民在虎狼之吏的逼迫下,就这样倾家荡产了。这悲惨的结局中又凝结着多少痛苦和悲愤!即便如此,可黄犊所值有限,以这点微薄的赎资能满足那贪狠恶吏的无厌之欲,使义公逃脱这场厄运吗?诗歌最终引发出对人的永久关切。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
《平陵东》篇幅短小,情节也不复杂,但含意非常深刻。它反映了在黑暗残暴的社会中人民生活的艰难苦痛。在简洁的叙事中融入抒情,表达人民痛楚、悲愤的感情,格调凝重。在语句上,毎节的第一句重复上一节的最后三个字,运用了民歌中常见的“顶针续麻”的修辞手法,以文字上的复迭,造成迂回往复、反复吟咏的效果,使语意更加连贯,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