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写的是春光融融之中，词人在花开似锦的宫苑里，与美人饮酒赋诗、寻欢作乐的情景，充分表现了李后主作为一个文人皇帝沉湎声色、不思进取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性格。全词结构顺畅完整，以意起篇，以景会意，别具特色；语言明白直快，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准确生动，亲切可人，显示了词人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
词的上片，开头两句以意起词，不是写景，而是先抒胸臆，其实是作者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的真实体现。“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是词人驾车出游、会赏春光时的经验之谈。早春之际，百花争艳正是看花寻春的好时节，行乐须及春，作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辰美景。词人有如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满心欢喜地追寻着世间的快乐。词人正是如此纯真地把游春时的想法和盘托出，其快乐是那般的真切，全然不似一般俗人的猥琐，闲散疏放之致。唐杜秋娘有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李煜词取其意用，但《金缕衣》是劝人珍惜时光，而李煜在这里却强取及时行乐之意。以此作为此词的主旨，全词基调确定如此，也使得这首词的整个思想格调不高。其中的“春”和“花”都有双重含义，既指春日的良辰美景，又指人之青春美貌，并非当真“寻春”和“看花”。后续两句承前二句之意，直接描写饮酒作乐的具体场面，酒美人也美，和下片春光之美相对应。美人劝酒，美在对手的描写，称之“玉柔”可见其妩媚多情，“缥”“玉”“清”给人的色彩感受都非常素雅细腻。唐李白《子夜四时歌四首·春歌》中有：“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亦是表现人物手势与物色之间形成和谐的观感效果。
词的下片进一步细写作者与美人对饮赋诗、调笑作乐的情景，继续充实及时行乐的具体内容。开头两句写作者与美人都是无拘无束地玩笑作乐，因此觉得春归也晚。“何妨”一词写出宴饮更加放浪，在饮酒调笑之间，甚至觉得连最易逝去的春色脚步都放慢了。词人在这里径自说“频笑粲”“春归晚”，即是都肯定了这两种心理状态。“同醉与闲评”以下写酒酣耳热之际的闲谈和赋诗。曹孟德横槊赋诗，曹子建成诗七步俱是备受后人艳羡的文士雄才。这里是一种“移情”的描写，春来春归本是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情感要求为转移的。但是在纵情欢饮、恣意享受的作者的感觉中，许多美好的景色似乎永远不会消亡，明媚的春光似乎永远都在伴随着作者，这不是错觉，而是一种“移情”，十分真实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心态。结尾两句，醉已成为“同醉”，评也已成“闲评”，作者那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性格特点毕现，而作者的大部分追求似乎也只是“诗随羯鼓成”了。赋诗和评论，以羯鼓声停为限，也反映了其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
全词通篇都是描写饮酒赋诗的闲逸生活，抒发追求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格调是不高的。但是这首词以意起篇，以景会意，表现结构上顺畅完整，别具特色。词中表现的内容不很丰富，相对比较紧凑，从另一方面也昭显了作者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在语言使用上，全词都有一种明白直快的特点。开篇即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后边的“何妨”以口语入词，亲切可人。而“同醉”“闲评”等，既明白，又质朴，准确而又生动。整首词都体现了一种不饰雕琢、自然清新的语言特色。
宫廷的享乐生活是李煜前期作品的主要内容，在花开似锦的宫廷中，与众美人饮酒赋诗、赏玩美景，充分表现了李煜这个文人皇帝不思进取、沉迷享乐的形象。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七七。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关于这首诗，《唐诗纪事》上有一则饶有趣味的记载：“涉尝过九江，至皖口（在今安庆市，皖水入长江的渡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涉曾任太学博士）也。’其豪酋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赠一绝云。”这件趣闻不但生动地反映出唐代诗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和所受到的普遍尊重，而且可以看出唐诗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广泛──甚至可以用来酬应“绿林豪客”。不过，这首诗的流传，倒不单纯由于“本事”之奇，而是由于它在即兴式的诙谐幽默中寓有颇为严肃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感慨。
前两句用轻松抒情的笔调叙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这似乎是“遇盗”的典型环境；此处却不经意地点染出在潇潇暮雨笼罩下一片静谧的江村。环境气氛既富诗意，人物面貌也不狰狞可怖，这从称对方为“绿林豪客”自可看出。看来诗人是带着安然的诗意感受来吟咏这场饶有兴味的奇遇的。“夜知闻”，既流露出对自己诗名闻于绿林的自喜，也蕴含着对爱好风雅、尊重诗人的“绿林豪客”的欣赏。环境气氛与“绿林豪客”的不协调，他们的“职业”与“爱好”的不统一，本身就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它直接来自眼前的生活，所以信口道出，自含清新的诗味。
三、四两句即事抒感。诗人早年与弟李渤隐居庐山，后来又曾失意归隐，诗中颇多“转知名宦是悠悠”、“一自无名身事闲”、“一从身世两相遗，往往关门到午时”一类句子，其中不免寓有与世相违的牢骚。但这里所谓“不用逃名姓”云云，则是对上文“夜知闻”的一种反拨，是诙谐幽默之词，意思是说，我本打算将来隐居避世，逃名于天地间，看来也不必了，因为连你们这些绿林豪客都知道我的姓名，更何况“世上如今半是君”呢？
表面上看，这里不过用诙谐的口吻对绿林豪客的久闻其诗名这件事表露了由衷的欣喜与赞赏（你们弄得我连逃名姓也逃不成了），但脱口而出的“世上如今半是君”这句诗，却无意中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诗人生活的时代，农民起义尚在酝酿之中，乱象并不显著，所谓“世上如今半是君”，显然别有所指。它所指的应该是那些不蒙“盗贼”之名而所作所为却比“盗贼”更甚的人们。
这首诗的写作，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阴”的味道。诗人未必有意讽刺现实、表达严肃的主题，只是在特定情景的触发下，向读者开放了思想感情库藏中珍贵的一角。因此它寓庄于谐，别具一种天然的风趣和耐人寻味的幽默。据说豪客们听了他的即兴吟成之作，饷以牛酒，看来其中是有知音者在的。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