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这是首惜别诗。诗写乍见又别之情,不胜黯然。诗一开端由上次别离说起,接着写此次相会,然后写叙谈,最后写惜别,波澜曲折,富有情致。“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乃久别重逢之绝唱,与李益的“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次别后,已历数年,山川阻隔,相会不易,其间的相思,自在言外。正因为相会不易,相思心切,所以才生发出此次相见时的“疑梦”和惜别的感伤心情来,首联和颔联,恰成因果关系。
“乍见”二句是传诵的名句,人到情极处,往往以假为真,以真作假。久别相逢,乍见以后,反疑为梦境,正说明了上次别后的相思心切和此次相会不易。假如别后没有牵情,相逢以后便会平平淡淡,不会有“翻疑梦”的情景出现了。“翻疑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把诗人欣喜、惊奇的神态表现得维妙维肖,十分传神。即使说久别初见时悲喜交集的心情神态,尽见于三字之中,也是不为过的。
颈联和尾联接写深夜在馆中叙谈的情景。相逢已难,又要离别,其间千言万语,不是片时所能说完的,所以诗人避实就虚,只以景象渲染映衬,以景寓情了。寒夜里,一束暗淡的灯火映照着蒙蒙的夜雨,竹林深处,似飘浮着片片烟云。
孤灯、寒雨、浮烟、湿竹,景象是多么凄凉。诗人写此景正是借以渲染伤别的气氛。其中的孤、寒、湿、暗、浮诸字,都是得力的字眼,不仅渲染映衬出诗人悲凉暗淡的心情,也象征着人事的浮游不定。二句既是描写实景,又是虚写人的心情。
结处表面上是劝饮离怀,实际上却是总写伤别。用一“更”字,就点明了即将再次离别的伤痛。“离杯惜共传”,在惨淡的灯光下,两位友人举杯劝饮,表现出彼此珍惜情谊和恋恋不舍的离情。惜,珍惜。诗人用在此处,自有不尽的情意。综观全诗,中四句语极工整,写悲喜感伤,笼罩寒夜,几乎不可收拾。但于末二句,却能轻轻收结,略略冲淡。这说明诗人能运笔自如,具有重抹轻挽的笔力。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此诗共八句,可分三个部分:发端——览镜——书怀。
开头两句为第一部分。开篇不直接入题,也无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出人意外。似乎诗人是在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修道成仙的人自然是长生不老,反之,那些凡夫俗子转眼就会走向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两句诗看似对道教的肯定,实则是对道教的挖苦。全诗也就由此而引起的。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诗人紧扣开篇的“衰老”二字,以自己为例证,写览镜之所见;深深的自嘲和自责,形成对报国无门、济世无路的现实的尖刻揭露和批判。李白从来崇尚道教,理应是“得到”之人,可是到头来,依然“白发如霜草”。“自笑”一句举重若轻,接法飘逸,可以说是对自己迷信道教的彻底否定。“空”“何”二字写尽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自笑”“扪心”“叹息”“问影”几个连续动作则把诗人览镜时的心理活动、外貌特征和神态举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俨然是作者晚年的一幅形神兼备的自画像。
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诗人活用了两个典故。诗人变“桃李不言”为“桃李竟何言”,是愤激之辞:我纵有才能,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诗人赞赏“商山四皓”,是希冀自己能像四皓一样,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余热。两个典故的活用,写出了不合理制度下,杰出人才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强信念、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抗争和矢志不渝的政治热情。
全诗通篇并无华丽词句,而仅仅是以议论为主,间以声、色、形、态的逼真刻画,实在而不板滞,悲怆而不消沉,恰如水晶世界,直露、透彻;又似一片冰心,清冷、光明。其感人之处,全在于人格的力量和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