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桅将过市，落牵为逢桥。
蟹断非羲卦，渔榔即舜韶。
客愁元历历，诗思亦飘飘。
倒桅将过市，落牵为逢桥。
蟹断非羲卦，渔榔即舜韶。
客愁元历历，诗思亦飘飘。
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短文，作者以小见大，通过小鱼“若自足”，而巨鱼“不得其所”的境况，影射了当世君子“曾不能一日安之于朝堂之上”，而小人却“嚣嚣于廊庙”的现象。
文章分为两段，第一段记自己挖池“以舒忧隘而娱穷独”的事。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做池的经过和池水的清明之状，以及给自己带来的恬然自适的情趣。既不提养鱼之事，也不言他事，仿佛浑然不晓世事之状。然而最后一句“舒忧隘而娱穷独”却隐隐透出了作者志怀高远而不得伸展的心理。
转入第二段，作者开始提及养鱼之事。然而作者似乎并不意在养鱼，而是极为轻描淡写地以两句话便述完此事。转而借童子之口道出一个可怕的现实：“以斗斛之水不能广其容，盖活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以简练的话语点出文章的主旨，而后戛然而止。
整篇文章含而不露，叙而不议，似乎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实体现了欧公一贯的淳厚文风。以饱满的笔法叙写文章的次要部分，作为铺垫，以凝练的笔法点触主旨，点到即止，不再生发议论。
徐玑是南宋中叶“永嘉四灵”之一，平生不热衷于功名，主张以清新之词写闲适之趣。《秋行》代表了其艺术风格。《秋行》是宋代诗人徐玑的一首七言绝句，又名《行秋》。诗人以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鸣蝉似筝，小溪如镜等秋日的景色，抒发了恬静悠然的心情。
诗中纯然一派秋景，秋蝉鸣叫，秋柳披拂，秋水如镜，秋叶轻扬，构成一幅安谧恬静的早秋风景画。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投身自然、拥抱自然的闲静安逸的心态。《秋行》呈现出“欲辨忘言”的田园牧歌美。
《秋行》一诗运用了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不乏清新之词、脍炙人口如同怡然而忘俗的田园短笛，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意境闲适。这把原本很普通的风景，也是描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从而令这首诗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美，读来也是朗朗上口，这样的作品也是最有代入感，读来仿佛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诗作中那种不一样的美。
《秋行》运用衬托、对比的表现手法。通过动静映衬的写法来描绘出秋天的生动景色。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动衬静。整首诗以动为主，又辅之以鸣蝉、飞叶来增加动感，达到以动衬静、动静相生的艺术效果。二是以人物外在的动与内在的静相互映衬。诗人听蝉、赏溪、观叶，“动”无处不在，而这种“动”又与内心的静紧紧相连。因其“心”静，才有赏景的情趣；因其“心”静，聒噪的蝉鸣才变成了悦耳的筝音；因其“心”静，一叶生浪的细微变化才未逃出作者锐利的目光。因此，动景的描写也反衬诗人闲适宁静的心境。全诗用动静映衬的手法，渲染出一种淡远宁静的艺术氛围，映射出人物的心境。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
元散曲表现思妇的凄苦，往往设身处地，曲尽其致。这首小令，就有着这种熨帖细微的特点，其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意境绝妙。
起首两句，写云层遮住月亮，夜风将檐前铁马吹得叮当作响。前者为色，造成昏暗惨淡的效果；后者为声，增添了凄清孤寂的况味，所以接下去说“两般儿助人凄切”。用一个“助”字，说明曲中的思妇凄切已久。这“两般儿”已足以设画出凄凉的环境，从而烘托出人物的境遇及心情。
思妇对这“两般儿”如此敏感，是因为她独守长夜。这种凄切的况味难以忍受，亟须排遣，于是就有了四、五两句的情节。灯盖里的灯草快燃尽了，思妇将它剔亮——这也说明她在黑夜中确实已挨守了好多时候。剔亮银灯的目的，是为了将心中的思情同眼前的悲苦写在信上，好寄给远方的丈夫。却不料一声长叹，无意间竟把灯吹灭了。这两句针线细密：“剔银灯”回应“云笼月”，云蔽月暗，光线昏淡，加上银灯又不争气，灯焰将尽，故需要“剔”；而“长吁气”则暗接“风弄铁”，窗外的风儿足以掀弄铁马，毕竟还未能影响室内的银灯，如今居然“一声吹灭”，足见长吁的强烈。这个小小的片段，既出人意外，又使人觉得极为真实；女主人公的心事和愁情虽没有写成，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结尾堪称出色。灯到底吹灭与否，作者未明言说破，或是故意不说破，这就使读者自然去想象曲子中之女主人公欲吹不忍，不吹又于心难平的矛盾心理和复杂表情，揣摩诗句所包含的爱恨交织的情韵。可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的诗理。
《彩笔情辞》载卢挚的《寿阳曲·夜忆》四首，其中之一与此曲仅有少量不同，全文是：“窗间月，檐外铁，这凄凉对谁分说。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把灯吹灭。”两作孰先孰后不易确定，不过末句是“一声吹灭”比“把灯吹灭”更有韵味。又《乐府群玉》有钟嗣成《清江引·情三首》，其一曰：“夜长怎生得睡着，万感着怀抱。伴人瘦影儿，唯有孤灯照。长吁气一声吹灭了。”钟嗣成是元晚期作家，其末句构思无疑是受了此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