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辞写屈原被放逐以后对楚国黑暗世道的怨愤。作者罗列社会人事、花鸟禽兽、神仙传说等多种意象,细致描绘并沉重地抨击当时的局势。同时也刻画了作者的矛盾心理——既想藉此远走避世隐居,又怕名誉上受损;并且无法忍受君王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辞以屈原的口吻来书写,表达出一种伤痛的情绪,生动展示了主人公立场坚定与矛盾的内心世界。
全辞可分三部分。
从开头至“虽有八师而不可为”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世道的浑浊黑暗,并指出其原因载于贪浊之人当道,廉洁之人贝谗受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不论是非,不变忠佞,风俗毁誉,高下参差了。故辞一开头就在“世道”二字上着眼,说“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嵾嵯”。
具体而言,一是黑白不分,纯洁的日见其少,以致消灭;龌龊的日见其多,以致繁盛。可见贤者不重用,愚者进在显位,世风之日下可叹。
二是贪狠之人如“枭鸮”这已成群结队、组成联盟,而廉洁之士如“玄鹤”者反敛气节而退隐。可见黑暗势力的强大。
三是佞谄小人如“蓬艾”、“马兰”者受到君王的亲近,以这些杂草比喻其踊跃欣喜之状。而忠贞之士如“药芷”、“杜衡”者反被抛弃。可见上不任贤,世风之日下已无可奈何。至此辞人发出感叹:周朝用贤之道于今已“芜秽而险巇”,高阳古帝之德也遭“点灼而毁议”。可见世风之日下,已到了难以评说、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二部分至“孔子过之以自侍”,写屈原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决态度,希望一遇闲人明主,以救世风。屈原态度之坚决,志之不可夺,辞用比兴手法加以衬托,有如皇天之“保其高兮”,后土之“持其久”。接着写他“偏与乎玄英异色”的志趣。世道亲近小人,斥逐君子,正如喜爱丑女“嫫母”而排挤美女“西施”,绝不当日侍左右的“嫫母”、“勃屑”。食禄之臣居高位,享厚禄,而妄行佞谄,必将失其位,正如蠹虫依桂树,食芬芳,不知留止,而妄欲移徙,必将亡其所一样。人的洁身自好,不能变志而易行,以求禄位,必将穷困而终身,正如“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两相比较,言下之意,自己偏要做“蓼虫”而决不当“桂蠹”。然则“处湣湣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只有保持忠正之志,欲远去以求贤人明君。“骥踌躇於弊輂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可见屈原处浊世而而无人理解、欲救世风而不被重用才想到远行求贤,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屈原坚强的意志和态度。
最后一部分承上而来,古贤俊皆有所遇而“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转写屈原的遭遇和决心委命江流时的痛苦心情。
这一步分写了三层意思:
一是着重从小人得势角度写自身的遭遇。“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这些可思可哀可悲的事,无一不是因小人智少虑狭,承顺求媚,身居高位,以其愚心妄改前圣之法,背义谋私,妄造虚伪以谮毁贤人视贤人甚于草芥所致。
二是着重从君王亲谗角度写作者自身的遭遇。君王“亲谗谀而疏贤圣兮”,以美为丑;君王“愉近习而蔽远兮”,不变黑白,流放忠良,使贤人“不得效其心容”。而作者自己遭到流放也是因为这样。而小人的谗谄蔽明君王的亲信谄谀,又是互为因果表里的,这决定了时世之沉沦是势所必然的了。
最后一层则是着重从自身的遭遇写悲愤的心情,直至决心投降殉国作结。欲留不能,欲去不行,无路可走,陷入绝境地步。于是才推出“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其怨恨指甚,无以复加,字字血泪,疾痛惨怛。
此辞抓住屈原遭流放后思想感情中的一个“怨”字叙事抒情,这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怨世”而“悲其志”,进而想见其为人,既再现了屈原这一伟大爱国诗人的感人形象,又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崇高品质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于屈原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又谴责了世道的黑暗。在内容上,通过屈原的“怨世”而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国君“远巧佞,退贤言”、举贤任能密切相关,是可贵的。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时,回忆起赤壁之战而写的一首怀古诗,表达了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悲凉之感。
“水军东下本雄图,千里长江隘舟由舻”,诗人以惊人的艺术腕力写出了曹军以泰山压卵之势顺长江东下、睥睨一切的气焰和威势。当时,曹操大军破荆州,下江陵,战船连接千里,旌旗蔽空,投鞭断流,其志在必欲一举击碎东吴,席卷天下,并吞八荒,成就帝王之业。然而,句中着一“本”字,则明白暗示了其骄兵必败,“雄图”终将化为泡影的历史结局。
“诸葛心中空有汉,曹满眼里已无吴”,分述诸葛亮和曹操两个历史人物。“心中空有汉”是说,汉朝国祚将亡,诸葛亮纵然逞其才智,终究也是枉费心机。对句写曹操的狂妄轻敌。
“兵销炬影东风猛”,写曹军的失败。接下来的对句“梦断箫声夜月孤”,则出现一个大跨度的跳跃、转折,作者移宫换羽,诗笔一挥越过八、九百年,联想到大苏泛赤壁的遗事,一种虚空怅惘的情绪随之升腾起来,诗境也由粗放转为凄清。句中“梦断”、“箫声”、“夜月”的意象,全由苏轼《前赤壁赋》一文化出。这一联的两句诗对比强烈,出句尚是千帆争渡,烟焰张天的战争场景,对句却绘出一幅清幽的长江月夜听箫图,如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洞箫声索回飘荡,黯然销魂。
最后诗人从幽思冥想中重又回到使他感兴趣的眼前风物上来:“过此不堪回首处,荒矶鸥鸟满烟芜。”不堪回首是伤感于历史的变迁和现实的荒凉。那些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一世之雄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雄姿英发的周郎,“而今安在哉”,就连那月夜泛舟,临风吹箫、放言宏论的苏轼和客子,也早已杳如黄鹤。面对荒矶鸥鸟、哀草寒烟,多情善感的诗人抚今追昔,念往思来,感慨万端。更兼那仕途的失意,生活的坎坷,命运的乖舛……一腔忧思愁绪向谁倾。末句以景结情,作者的百般感触尽在不言中,也给全诗笼上了一层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意绪。
这是一首宫怨作品。此诗短短二十字,展示了一个深帷中寂寞的宫人的内心世界:她整日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小苑莺歌歇,长门蝶舞多”,她听不到枝头莺歌,只看见蝴蝶纷飞,这里用一个“歇”字,暗示出春光无情,即将远逝,又以一“多”字不露声色地写出了草长蝶多,小苑寂寞的景象。句中的长门泛指冷宫,诗人以逝去的莺声写冷宫凄寂,复以翻飞的蝶舞来加以反衬,但凄寂也罢,嬉闹也罢,对这位不幸的宫妃来说,都是弃人眼中泪。下一句再着一“又”字,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这被贬谪、被遗忘的美人,是怎样年复一年地迎春送春惜春伤春?“眼看春又去,翠辇不经过”,写出了流年无情,美人对此景不禁顿生迟暮之感。结句包含了她无限热切的希望与痛苦的失望。
虽然对于怨妇,史上多有微词,但妇女们温柔婉约的风姿,在任何时候都是使人怜惜的。花朵招蜂引蝶,本是常理,可像花儿一样美丽的妃嫔们被贬入冷宫,降临在她们头上的是长年失去丈夫的日子。空有花容月貌,但没人欣赏。原本凭借容貌受到宠爱的妃子尤其凄凉吧,看到蝴蝶飞舞在花丛中,心底自然更加苦闷。但那时的宫廷就是一个大笼子,有钥匙的不过是皇帝一人罢了。
封建社会里娶姬妾的多是有钱的人,或者是有地位的人。妇女嫁入这样的家庭除去丈夫的威严,她们同时还要受正室的压迫。处得好的也许不是没有,但地位的低下却是约定俗成的。就算进入了最富贵的人家——皇帝家,皇后之外的妃子也要忍受这种折磨。因此宫中妇女间的争斗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结果惨烈的不计其数。长门宫这种专门关押皇帝弃妇的所在,里面住的便是“思君恩”的失宠妃嫔,甚至风光一时的废后。关于长门,这里用的是典故。相传,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被贬长门宫居住,于是之后就用以代指失宠宫妃居住的内宫。
这首诗的内容与诗题相反相成。以希望反衬失望,更深一层地宕开了意境。作者运用委婉的笔法,写得愁肠百结,小溪九曲。但对君王却是怨而不怒,完全是一种温柔冲和的风格。
令狐楚的诗风讲究“明丽宛畅,中节合律”,“充分体现了中唐雅正诗派的审美追求和主导风格”(《千家诗》对令狐楚的评价)。这首诗,就充分体现了令狐楚诗的这种风格。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