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日炎炎似火烧》是《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押送生辰纲行至黄泥冈时,白日鼠白胜扮作挑酒桶的汉子所吟唱的诗作。
该诗的一、二句“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是从天空写到地上。天上烈日当头,骄阳如火;地上稻禾枯焦,土地干裂。大旱之年,酷热难耐,庄稼被烤晒得枯焦了,押送生辰纲的人们,又将热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四句“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从农夫百姓写到公子王孙。旱情如虎,眼望着田里的稻禾枯死,一年收成无望,心如汤煮油煎一般,这是农夫心理的真实写照。那些公子王孙们,既不会在田间劳作,也不会推车挑担在路上行走,居然也热得受不了,不住地摇起扇子。这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渲染天气的炎热,为押送生辰纲的杨志等人口渴思饮作铺垫,终于落入吴用所设计的圈套。三、四句描写了农夫与公子王孙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完全不同的心理和形态,预示着北宋王朝阶级矛盾正在日益激化。官逼民反,英雄好汉们终于聚义梁山,“替天行道”。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该词为典型的“香奁体”词,为最早的《浣溪沙》,题材为“艳情”题材,抒情风格细腻深曲,文辞丽美。
上片主要描写宿醉初醒女子面部神态、发髻、衣服、面容等内容。“愁”字写出女子的情绪,“慢”写出了女子的动作,“寒”烘托了环境冷暖,“红”和“翠”也出了颜色。
下片主要描写女子体态、身姿、腰身、肌肤、和腿部。“罗袜”、“雪肌”、“玉琅玕”突出了女子体态、肌肤的质感,“骨香”和“沈檀”突出了嗅觉感受。
全词共六句,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全方位描写了女性,以雕琢的文辞表现了女子的形态美和装饰美,但更重的是她的“离愁”,因离愁而醉酒、慵懒,失了生活的趣味却又止不住“更沉檀”即重涂脂粉,看似享受却掩饰着内心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