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是儒学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学习和应用于生活,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革除不好的思想;认识最真的本心。
通过伏灭革除内心不好的私欲、物欲,而彰显明德,认识本心,表里如一。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诗题“古意”,与“拟古”、“效古”相似,多咏前代故事,以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首古意诗,所咏地点、人物似与作者所在的南朝无涉,但却采用了以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南朝的一些现实。
起句“挟瑟丛台下”,是说一位女子带着叫做瑟的乐器来到丛台的下边。按《汉书·高后纪》云:“高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丛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台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汉时台下当有宫室。“挟瑟”恐有一典故,然不知最早的出处何在。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的北齐诗人魏收也写过一首《挟瑟歌》,词曰:“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或许能作一佐证。假定是同咏一个故事,那么诗中主人翁便是一个红妆少女,金鞍白马把她带进丛台小苑,心中悲伤,流泪不止。诗中既云“徙倚”,言其低徊彷徨;又云“戚戚”,言其忧愁痛苦,其意与《挟瑟歌》中的“玉筋(泪水)下成行”相仿佛。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就便于理解这首诗了。
自“露葵”以下,诗人不从挟瑟进宫写到君前弹瑟,而集中笔力专写女子的惆怅情怀。露葵为葵之别名,俗称滑菜。《本草》载李时珍曰:“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淇水,古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其地距河北邯郸的丛台不很远。“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都是女子想象之辞。她昨天伫立到日暮,悲悲戚戚地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出露解,遂想到家中园子里的露葵也该采摘了;但是遥隔淇水,她还没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家中,其内心之痛苦可知。此说亦有所据,《诗经·卫风·氓》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谢。遂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沈约此诗题作古意,当也有取于《诗经》,虽未全部搬用,但“淇水未沾裳”一句,系从《诗经》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化来。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身入丛台,不能渡过淇水以归家,独处曲房,寂寞凄凉,遂有“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之感。综上所述,可见所写女子当出身于农村,且家住淇水的另一边。她在家时曾经从事采摘露葵之类的劳动。到了丛台以后,虽得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心中对家乡的亲人犹眷念不已。因此,她夜里盖着锦衾,不感到温暖;白天穿着罗衣,也不觉得芳香。诗人虽写前代故事,然亦有感而发。因为以金陵为都城的南朝帝王,大都过着纸醉金迷、征歌逐舞的生活。他们的宫廷养有歌儿舞女,大都来自农村。此诗虽写古代的北方,实际上是借这面镜子,反映当时的现实,寄寓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结尾二句,纯系抒情。时间又到了深夜,女子空房独处,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这明月不仅在丛台可以见到,在她的家乡也能见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愁人当此,不能不惹起乡思。然而明月可望,家乡难归,于是她不由得叹息:“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限痛楚,连人们都无法理解,那天空的明月更不能知道。诗末以问句作结,那女子的一腔怨情似乎仍在空中回荡,悠悠不尽,发人遐想。
沈约是梁代著名的声律学家。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验之于此诗,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就字面而言,那碧绿的露葵,清澈的淇水,华丽的锦衾,芳香的罗衣,实是“五色相宣”。就音律而言,它押的是平声阳韵,声调铿锵,韵律和谐;而当中“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两联,对偶工整,低昂互节。这又是“八音协畅”。经过沈约揭示了声律的秘密以后,再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国诗坛上终于涌现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回顾他在这些诗里的艺术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