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从“晋室昔横溃”到“天骄蹙中原”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西晋末年,军阀割据,朝野纷争不断。“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两句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窒息的乱世画面。“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是指,当时匈奴的军队相继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整个中原已经在胡人的铁蹄之下。此刻如果再没有杰出的将领出来抵御侵略,司马王朝必将灭亡。这一段极力描述局势的纷乱与紧迫.是在为下一段谢安的出场做铺垫。时势造英雄.正是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可更具英雄色彩。
从“哲匠感颓运”到“苍生望斯存”为诗歌的第二部分。谢安于乱世中应时而出,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司马王朝的半壁江山。为了表现谢安的雄才大略,诗人首先描述苻坚领导的前秦军队是如何强大。由“百万众”和“如云屯”即可看出,前秦的兵士众多,气势恢宏,这正与西晋王朝混乱纷杂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投鞭可填江”,固然是在描述苻坚的狂妄自傲、不可一世,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秦的军队之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安临危受命,凭借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在淝水将前秦的军队一举击破,使“淝水之战”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场著名战役。诗人又用“谈笑”一词勾勒出了谢安从容不迫的气度。战场上刀光剑影,惨烈异常,而谢安依然能够轻松自如,从容面对。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国时的奇才诸葛亮。“丑虏无遗魂”,写前秦军队的落荒而逃,既和前面大军进攻中原时的浩浩荡荡以及苻坚的不可一世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烘托出谢安战绩的显赫。这一战的胜利为谢安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推崇,使他得以流传百世,受人敬仰。
从“冶城访古迹”到“归入武陵源”是诗歌的最后一部分。诗人的目光从历史上回到了现实中。谢安墩地势高耸,鲜有人声喧哗,这样略显荒凉的场景引发了诗人更多的思考。王羲之当年正是在这里劝谢安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这才有了之后谢安的应时而出、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之举。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王羲之和谢安可谓志同道合,就像梧桐与嘉树一样,而他们的故事也如同蕙草留下的芳根一样,成为了代代相传的千秋佳话。想到这段历史,诗人很自然地就会联系到自己。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像谢安一样,建立不朽的功绩。然而身边并没有像王羲之之于谢安这样的知己,自己空有才华而无人赏识,怀才不遇的苦闷无处排遣。在谢安墩上远望,白鹭在春天的小洲上空飞过,青龙山迎接着初生的太阳。诗人看见的自然景物都蕴含着生机和希望,而身边的谢安墩由于年代久远,楼台倒塌,到处长满繁茂的庄稼。这使他再次感叹功名富贵的不可长存,于是又有感而发: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建功立业,实现心中抱负,一定会辞去官职,到归隐之地享受田园牧歌的生活。
李白的诗歌字里行间常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被赏识被重用,从而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劳。谢安一战而平天下的壮举正是他最大的理想。因而登上谢安墩,诗人才会有这样多的感慨。虽然现实中有诸多不如意,他依然期待着有机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也是李白和一些归隐诗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怀才不遇的诗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隐于林,独善其身。而李白尽管有归人武陵源的念头,也依然希望是在“功成”之后再将其实现。这成了他坚持一生的信念,也成为其大部分诗篇的终极主题。
“雨里鸡鸣一两家”。诗一开头就透出山村风味,这首先是从鸡声来的。“鸡鸣桑树颠”是村居特征之一,在雨天,晦明交 替似的天色,会诱得“鸡鸣不已”。倘如是平原大川,村落不会很小,一鸡打鸣往往会引起群鸡合唱(“群鸡正乱叫”)。然而山村就不同了,地形使得居民分散,即使有村,人户也不多。“鸡鸣一两家”,恰好是山村的特点,传出山村的感觉。
“竹溪村路板桥斜”。如果说首句已显出山村之幽,那么,次句就通过“曲径通幽”的描写,显出山村之深来;并让读者随着诗句的引导,体验一下款步山行的味道。雨看来不大(后文有“浴蚕”之事),沿着那斗折蛇行的小路,不觉来到一座小桥。这桥,不是那种气势如虹的江 桥,甚至也不是精心构筑的石梁,而是山里人随意用拖来的木板搭成的“板桥”。山民尚简,山溪不大,原不必铺张。从美的角度看,这“竹溪村路”中也只有横斜这样的板桥,才叫自然天成呢。
第三句中,“雨过山村”四字,至此全都有了。诗人转而写到农事:“妇姑相唤浴蚕去”。“浴蚕”,指古时用盐水选蚕种。据《周礼》“禁原蚕”注引《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二月)则浴其种。”于此可见这是在仲春时分。在这淳朴的山村里,妇姑相唤而行,显得多么亲切,作为同一家庭的成员,关系多么和睦,她们彼此招呼,似乎不肯落在他家之后。“相唤浴蚕”的时节,也必有“相唤牛耕”之事,只举一端,不难概见其余。那优美的雨景中添一对“妇姑”,似比着一双兄弟更有诗意。
第四句中,田家少闲月,冒雨浴蚕,就把倍忙时节的农家气氛表现得更加够味。但诗人存心要锦上添花,挥洒妙笔写下最后一句:“闲看中庭栀子花”。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个人“闲着”,但他偏不正面说,却要从背面、侧面落笔。用“闲”衬忙,通过栀子花之“闲”衬托人们都十分忙碌的情景,兴味尤饶。同时诗人做入“栀子花”,又丰富饱满了诗意。雨浥栀子冉冉香,意象够美的。此外,须知此花一名“同心花”,诗中向来用作爱之象征,故少女少妇很喜采撷这种素色的花朵。此诗写栀子花无人采,主要在于表明春深农忙,似无关“同心”之意。但这恰从另一面说明,农忙时节没有谈情说爱的“闲”功夫,所以那花的这层意义便给忘记了。这含蓄不发的结尾,实在妙机横溢,摇曳生姿。前人曾这样来评论这首诗的末句:“心思之巧,词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诗人处处扣住山村特色,尤其是劳动生活情事来写,从景到人,再从人到境,都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其新鲜活跳的语言,清新优美的意象,更使人百读不厌。这诚如前人所说:“心思之巧,辞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淫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全诗三章,运用象征指代的手法,以“九罭”指代周密的安排布置,以“鳟鲂”来指代客人的身份地位。相衬之下,主人地位卑微,客人身份尊贵。后面以“衮衣绣裳”指代客人,地位比“黻衣绣裳”更高。正因为其尊贵无比,所以仅用服饰指代,宛如用“三百赤芾”来比喻新提拔的大夫一般。正是采用了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这首诗才取得了较强的抒情效果。
第一章是先果后因。“九罭之鱼,鳟鲂。”急急忙忙拿了细网眼的渔网去捕鳟鱼、鲂鱼,是因为“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那位穿着礼服的高级官员来了。用细眼网捕鱼,志在必得,大小鱼不漏网。只点明“鳟鲂”,专取美味,不顾其余。一开始就把主人殷勤、诚恳待客的心情诉说出来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语义反覆。鸿雁留宿沙洲水边,第二天就飞走了,不会在原地住两夜的。诗人用这个自然现象,比喻那位因公出差到此的高级官员:在此地住一晚,明天就要走了。但是,人不能与鸿雁相同。难得一聚,不必匆匆而别。“於女信处”、“於女信宿”,意思是:请您再住一晚吧!挽留的诚意与巧妙的比喻结合,情见乎辞。
最后一章直抒胸臆。“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两句,用当时下层官员、百姓挽留高级官员的方式:把高级官员的礼服留下来,表达诚恳的挽留。这种风习,到后代演变成“留靴”:硬把离任官员的靴子留下,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当然,一旦成习俗,真情实意便减弱,甚至只成为一种形式了。最后一句“无使我心悲兮!”正面点出全诗感情核心:因高级官员离去而悲伤。至此,感情的积累到了坦率暴露的结局,这是前面捕鱼、以雁喻人、多住一晚等活动中流贯感情的积聚,到最后总爆发。由于这个感情总爆发,使读者回顾上文的言行,更感挽留客人的心情诚恳真实,并非虚饰之词。结构安排的层层推进,按时序的叙述,使这首诗取得较强烈的抒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