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相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相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相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相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相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
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秦娥”,泛指京城长安的一个美丽的女子。《方言》卷二云:“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梦断”,谓梦被箫声所惊醒。这里反用《列仙传》所载萧史与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萧史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妻,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所打断,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一个“咽”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丽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发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进层刻画。“灞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附近有灞桥,为长安人士送别之所。《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灞陵”一作“灞桥”。“灞陵伤别”,是由柳色触发的对当时分别情景的回忆,它既补明了“梦断”之“梦”乃是与远别爱人相聚的好梦,更为下阕结句的描写埋下了伏笔。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类道尽,境界顿然阔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这两句紧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原望信而不得的景象。“乐游原”在今西安市南,居全城最高处,四望宽敞,可瞭望全城和周围汉朝的陵墓;这里写秦娥登临远望的地点。“清秋节”,点明是清凉的秋季,既补写上阕没有明写的时间,又点染冷清寂寥的气氛。此时此地,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咸阳”,乃秦朝京城,至汉、唐时从京城长安往西北经商或从军,咸阳为必经之地;“古道”,年代久远的通道,一个“古”字唤起人们对古往今来多少过客的不尽联想,前人喻之“语境则‘咸阳古道’”(引江顺诒《词学集成》),正说出其境界之寥廓。“音尘绝”,见于蔡琰《胡笳十八拍》之十:“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音尘”本谓声音与尘埃,后借指信息;“绝”,断绝。这三字,不仅写尽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音尘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肃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此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详见《三辅黄图》),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音尘,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阕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