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小令皆以“懒云窝”三字开头。古代文人一些书斋住处的名字多是某某斋、某某室,相比之下“懒云窝”这个名字显得很通俗可爱,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羁的性情和对于逍遥自在的追求。然后再看作者在懒云窝里的所作所为:醒时吟诗喝酒,醉时就高歌吟诗,从清醒到醉倒,循环不断重复,构成了作者的全部日常生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有喝酒以消愁的说法,如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从侧面写出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争名夺利现象的悲愤。后面的抚琴弃书、不愿做南柯一梦正是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鄙弃之情。在他看来,不如把这些人生的累赘统统丢掉,窝进自己的书斋喝酒享受人生自在舒适。“瑶琴不理抛书卧,无梦南柯”也照应了“懒”字,把作者慵懒散漫的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无梦南柯”写作者并不把求取功名当作人生己的追求。“南柯”是用典,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叙淳于生昼梦入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在南柯郡做了二十年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来才方知是梦。这个故事被道家用来比喻人生如梦。正基于此,作者提出要活得清闲快活,不能被世俗所累。最后作者进一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把日月更替比喻成飞快的梭子,把富贵钱财的拥有比喻成花开花落那样短暂。作者认为人生青春易逝,应珍惜时光,快快乐乐地享受人生,而不是局限于短暂存在的名与利。
第二首小令起唱二句与前首起唱重复,便经营出一种沉醉诗酒流连不已的情境。“瑶琴不理抛书卧,尽自磨陀”,谓消磨岁月,逍遥自在。琴也懒得弹,书也懒得看,尽管歌酒,优游卒岁。想人生,“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撺梭过”,富贵不过如花开花落,日月却迅似穿梭飞过。此二句与前首同位二句文字相同而次序颠倒,亦增辞情兴会淋漓往复纵横之趣。“呵呵笑我,我笑呵呵。”世人呵呵笑我,我亦一笑呵呵。世人笑我,是笑我懒散颓唐。我笑世人,忘不了荣华富贵。作者一笑而已,顺其辞情以解,则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穿梭过到头来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第二首与第一首之间,多重言叠句,新辞句中,可加留意的是“磨陀”二字与“呵呵”二句。“磨陀”二字,体现出作者的生活态度,对寸阴的珍惜,对人生的细味。“呵呵二句,则在洒脱俏皮中,见出对世俗的蔑视。
第三首小令仍是以“懒云窝”起头,但是却换了个角度,写自己独特招待客人的方式。如果说在上首散曲中,作者日常生活的逍遥悠哉是本性使然的话,那这首描绘的对客人的随意自然更是将这份性情发展到极致。客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作者的生活方式,作者仍是和衣而卧,享受自己的世界。接下来作者交代了原因:“想人生待则么?贵比我高些个,富比我松些个。”他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具有的态度就是荣辱不惊、贫贱不移。身份高贵的人也没有比我高多少。他们虽然风光一时,但是一旦失去权力,也是和我一样。富有的人活得比较奢侈,但是终有散尽钱财的一天,到那个时候也不会宽松了。有权之人、富贵之人可能会嘲笑我不上进或者没有远大志向,我倒要讥讽他们看不透这些身外之物,徒增烦恼罢了。
这组曲子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和处世态度。作者认为功名利只是终将逝去的浮云,不如珍惜时光,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坚持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生才活得精彩。全曲语言俏皮通俗,一气呵成,质朴中透露着真性情,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青弋江发源于黄山山脉东南部,上游水流湍急。“涩滩鸣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舠。渔子与舟人,撑折万张篙。”这是写上游江水蜿蜒曲折,两岸千嶂绝壁,翠竹凌空,奇秀多姿。而下游自泾县至芜湖汇入长江,沿途水流平缓、清澈如镜、良田平畴、阡陌如秀、人如画中游。可见在唐代青弋江上游就有舟楫往来。
诗人抓住陵阳溪至涩滩一段江水湍急、怪石峻立的特点,勾勒出了一幅舟行险滩的图象:江水咆哮,冲击着滩中的巨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嘈嘈之声;翻涌的波涛,撞击在岩石上,激起了象雪一样的浪花;两岸山林里还不时传来一声递一声的猿猱的哀鸣;江滩里侧石凌出,就连如叶的小舟也难以通行。然而,就在这凶险万分的涩滩,渔夫和舟子,为衣食所迫,不得不终年与惊涛骇浪搏斗。看!就在那远远的江面上,又来了一只渔舟,舟人正撑着长长的竹篙在艰难地前进……诗中最后两句,“渔人与舟子,撑折万张篙”,便是全诗主旨的所在,集中地再现了劳动人民危险艰辛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斗争精神。
这首诗尽管篇幅短小,但在艺术表现上还是很有特色的。诗的前四句摹声状物极力渲染自然景物的险恶气氛,作为画面的背景,极好地烘托了画面主体部分的夸张描写。相反,最后两句对于渔人舟子撑篙行船艰苦万分的夸张描写,又进一步点染了江滩的险恶。画面上,这种背景与主体的相互映衬,着重突出了全诗的主题。这首诗的另一特色,是采用了绘画上传统的大写意的手法。诗人在刻画意境时,能够抓住景物给人感受最强烈的几点,于大处落墨,笔触简劲,而不是象工笔画法,力图笔笔不苟,枝叶筋脉,纤毫不爽。诗中“撑折万张篙”一句,似乎是细节刻画,但也是仅此一笔,而且是经过了大胆的夸张。所以全诗侧重表现的并不在于细微的真实,而是在于捕捉事物的神韵,予以强烈的表现。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