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篇游记。此记将两次游赏大龙湫所见揉合于一文，一值秋霁，一当冬旱，瀑布的景色不同，亦各有情趣。初游，作者从远处听到湫水骇人的洪大声音着笔，到形如大柱、屏风的巨石，故作曲折跌宕，而突然倾出如雷霆、暴雨、从天迸落的大瀑布，风骤水飞，气势如万马奔腾。再次游，作者笔下的情调，如缓韵轻歌，绘瀑布只丹青数笔，而以水在石上映红、斑鱼、黄猿、苍林、落叶，映衬大湫的溢如苍烟、鸣声壮急之美。全文文笔潇洒俊爽，平叙中有突兀，轻淡里着色彩。终篇以明月如故人作结，情趣盎然。
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描写作者在秋冬两季游大龙湫的见闻。
第一部分写其初游时的感受。在这一段中，作者具体描写沿路的见闻。其写水声之大，撼人心魄，与苏轼的《石钟山记》中“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的写法相似。只是苏文是实写，而此处则是虚写，借水声之大来渲染水势，以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接着又从视觉的角度对沿路山景进行描摹，种种奇山异石令人目不暇接。作者用新奇的比喻为奇异纷披的山石传神写照，描写颇为精彩。人俯、相倚、大楹、屏风、蟹螯等，巧妙地表现出了山石的千姿百态，而且动静相间：“作人俯势”是动，“如大楹”是静；“两股相倚立”是动，而“其颠谽谺，犹蟹两螯，时一动摇”则为静中之动。动静相间，所表现出的意象更为纷繁多姿。
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对大龙湫进行侧面的烘托之后，就对瀑布进行直接描摹。先极写瀑布之高，仿佛从天而降，再状瀑布的夭矫凌空之态，然后写它迸落深潭，发出如殷殷雷声般的震耳声音：视角自高而下，由仰望至俯视，极有层次地写出了眼前瀑布那种盘旋飞舞，轰然迸落的神姿。“震霆”二字，极言瀑布落深潭时轰鸣声音之大。瀑布凌空飞下，激起横射的山风，水沫随风飘洒，犹如暴雨骤至。这是瀑布将落未落时的雄伟气象。
接着写瀑布入潭，用一“捣”字，非常传神地表现出瀑布的雄劲之势，体现了作者炼字之精。瀑布捣入深潭，轰鸣声犹如万人奋击鼙鼓那样惊天动地。先写瀑布，继写水声，仍是从视听两方面落笔。水声给作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文中先后三次予以强调：先是“闻大声转出谷中”；继而亲临其境，感受到它“如震霆”、如“万人鼓”那样雄壮；最后又以“人相持语，但见口张，不闻作声”来进行反衬和渲染，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大龙湫飞瀑的磅礴气势。
以上所写，是作者追记初游龙湫时的见闻，描绘了秋雨霪霪的雨季所见到的大龙湫奇景，下面则转而描写旱季的大龙湫。雨季的大龙湫，其基调是“雄奇喧腾”，而旱季大龙湫的基调则是“明丽幽静”。瀑布不再是那种夭矫凌空、声震山林的雄姿，而是呈现出“渤渤如苍烟，乍小乍大”的飘缈变幻之状；水声也变得回环潺谖，需要走上邻近的石桥，方能聆其清音。虽然不复能看见雄奇之景，却别有一番情趣，吸引游人留连忘返。这一段，侧重描写大龙湫四周的景物，与上一段突出描写瀑布本身不同。这里作者描绘出一幅明丽幽静的画面，以展示大龙湫旱季的美丽。
围绕着瀑布，他从动静两方面来写景：潭上清石与水气相映，红如丹砂；山石之间树木葱茏，碧绿细润，如翠羽凫毛。红绿两色，交相映衬，使这些静态的景物，更为生色。又以鱼和猿两种动物来写这里环境的自在悠然，远离尘嚣。鱼的闲暇逍遥点出山中景致令人心情怡然，同时也写出了潭水的清莹透澈。猿猴“窥人而啼”这一场面，着力渲染的是山中的静谧。猿猴啾啾而啼，更打破了山中的岑寂。作者承袭前人以声写静的手法，通过动静两组画面的相映照，突出了旱季大龙湫清雅如画的美。面对这样的美景，作者的游兴到薄暮还未尽，直至月出东山，依然徜徉在洒满月色的曲径上。这是诗的意境，诗意盎然的结尾，使文章余味无穷。
这一篇游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记叙了两次游历，通过不同季节的所见所闻，全面地展现了大龙湫的风姿。二者互补，将大龙湫的奇伟变幻尽收笔下；二美合璧，将大龙湫的奇丽景象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在结构上通篇用对比法：上一段写大龙湫的雄奇喧腾，展现出的是壮美的画面；下一段写大龙湫的明丽幽静，展现出的是优美的画面。雨季出游，着重写沿途的见闻及瀑布的磅礴气势；旱季重来，着重写瀑布四周的景物。上一段的描写是线状的，下一段描写是点状的。上一段详写的，下一段则一带而过；而上一段所略者，下一段则工笔细描。犹如秋冬两季大龙湫景色的不同一样，文章的上下两段也迥异其趣，充分体现出作者文笔的腾挪变幻之妙。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江上朱楼”一首，写当地民俗风情。杨柳本是夹河而生，诗人用“桥东”“桥西”加以重复指示，把人的视线牵移到此，在人的刻意关注中，杨柳也似乎更加繁盛，春的气息便愈加浓郁可感。
把桥上的行人用“人来人去”来表现，以见其熙熙攘攘，人流涌动，充满了动感，紧接着缀以“唱歌声”三字，歌声与往来行人牵引杂合，忙碌而繁闹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土俗民风的独特性因这些词语的重复而得到了更突出的显示。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