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作者第一次于早春时节赏游西湖的情景。西湖之春来得早，去得快，蕴含时光易逝的遗憾。“尝爱西湖春色早”直抒胸臆，以西湖早春与暮春相对比，表明对西湖早春的喜爱之情。早春虽是“腊雪方销”，乍暖还寒，但“已见桃开小”，预示好景在前，风光无限。而暮春却是“顷刻光阴都过了”。“倾刻”句表明在作者的感受中，美丽的春天一下子就过完了，很快就看到那绿叶苍翠成荫、红花稀少凋零的暮春了。这种感受中作者伤感的不仅仅是春天过快地逝去，他伤感的是韶华和生命如这春光一样无情而逝，充满了悲怆的味道。只余“绿暗红英少”，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这同下片“老去”构成对应，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喜爱早春了。上片作者描绘了一幅早春图：冬天的雪刚刚消融，桃花就蓓蕾初绽，显得特别美丽可爱。西湖的春天可谓既来得早又很美丽。不过，在此时的作者眼中，美丽的西湖春景稍纵即逝。
下片以阔达的胸怀宽慰自己，抒发作者趁有余年以及时行乐的心态。“且趁余花谋一笑”的“余花”，表面是指“红英少”，但实际是指作者余年。虽有“笙歌”、“艳态”“萦绕”周围，但已无“风情”可言，只能任人斟酒，以谋一醉。即使光阴易逝，也要把握现在的美好，快乐地生活，所以趁着西湖还有几朵余花，赶紧欣赏。何况此时身边还有佳人在吹笙歌唱助兴呢。这是作者自我宽解之辞，词情转为旷达。然人老了，无论怎么样尽情畅饮，但毕竟不如少年风情，不可能再有少年时的浪漫豪放情怀。“老去”句，词情又一转，旷达中又有几分无奈。
全词乐景入笔，词情由乐而哀，变而为旷达，转而为无奈，将迟暮之人赏春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致人微，形象生动。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出”，“悬璧”指“悬黎璧”，是美玉名。荆山璆，“璆”也是美玉。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得璞玉，世称和氏璧。美玉象征良才，荆山美玉表示绝代良才。《论语·子罕》篇中说：“子贡问孔子：‘现在有块美玉，你是把它藏在盒子里还是等个好价钱卖掉？’孔子说：‘卖掉它！卖掉它！我在等个好价钱。’”这两句诗，内含三层意思：一是赞美卢谌出身名门素有才德。二是暗喻自己和卢谌都是被晋室重用的名门贤才。三是激励卢谌表示我们都是名门出身有盖世奇才的国家栋梁，要联手相惜建功立业，不能让美才荒废。卢谌曾为刘琨的主簿，转从事中郎，后为段匹磾的别驾。刘琨在被段匹磾拘禁后，知道鲜卑人要置他于死地，写诗希望卢谌设法劝说段匹磾，眷念同仇敌忾的知遇之情，饶他一死，共建功业。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姜尚老年在渭水边钓鱼，周文王姬昌出外打猎遇见他，聊得很投缘，姬昌说：“我的先君太公对我说：圣人到西周来时，就是西周强盛之时，你是真正的圣人啊，我的先君盼你好多年了！”姜太公非明主不事，姬昌明主识贤才，他们共建了周王朝的兴盛。这里寓意卢谌转告段匹磾，希望段匹磾能够不杀他，与他共佐王室。“邓生彼感激，千里来相求”，邓生指东汉邓禹，邓禹十三岁在长安游学，当时刘秀也在长安游学，邓禹看出刘秀是非常之人，便跟随了刘秀，几年后才回到家中。刘玄称帝后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派刘秀到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策马北渡黄河，追到邺城与刘秀相见。刘秀留邓禹同宿，彻夜长谈。邓禹劝刘秀说：“守边辅佐刘玄，不如延揽英雄，收买人心，重建高祖之业。”刘秀很欣赏邓禹的建议，每遇大事都要和邓禹商量。后来刘秀即帝位后封邓禹为大将军并说：“邓禹一贯忠孝，和我筹谋帷幄，决胜千里。”刘琨希望卢谌转告段匹磾，他在并州失利后千里投奔段匹磾，也是报着对段匹磾的敬仰和信任而来的，他深信段匹磾明智识才。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上，七日没有吃饭，后用了曲逆侯陈平的奇计才得以脱险。项羽在鸿门，宴请刘邦，范增指使项庄舞剑谋杀刘邦，全靠留侯张良事先结交项伯，才使得刘邦脱险。刘琨希望卢谌像陈平张良一样设法营救自己。“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重耳流亡时，全凭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犨五人辅佐，才使他复国定霸。小白即齐桓公，管仲本来是辅佐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的，公子纠与小白争立为君，管仲为了公子纠曾拉弓射小白，幸亏只射中了小白的衣钩，对于这欲以致命的一箭之仇，齐桓公没有计较，用管仲为相，于是才有了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的霸主功业。刘琨希望卢谌以此典劝说段匹磾不要因为私人恩怨误了功业大事，同时也也表明自己不会因为被拘禁而计较段匹磾。
刘琨以历代贤臣明主兴王图霸的六个典故，说明自己投身报国兴复晋室的意愿，姜尚和邓禹的故事说明英明的君主都善于用人；陈平和张良的故事说明，明君需要贤臣的辅佐，重耳和小白的故事强调只要有才能的人辅佐明君就能成就霸业。以此激励卢谌劝诫感化段匹磾能够不计前嫌放他一马与他共建大业。
“吾衰久矣乎，彼其不梦周？”典出《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是鲁国的始封君，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制礼作乐，对国家的安定强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孔子把周公作为周文化的代表，把梦见周公视为盛世有望的吉兆，同时把梦见周公和个人命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刘琨在这里以惭愧自省的方式对卢谌说：难道是我经不住打击已经被击垮了吗？为什么不再有梦见周公的兴国之心呢？这里的“衰”明指年纪衰老，暗含着并州失利的挫折和投奔段匹磾寄人篱下的艰难以及被囚禁的心身摧残。诗人在这里正说反问，坚定地说明自己不会被击垮，匡扶晋国复兴之心依然强烈。但他清楚身陷牢狱凶多吉少的现实处境，必将促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周公梦。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圣达节”典出《左传》“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知命不忧”典出《易经·系辞》，原意所启示的是天的法则，即懂得自然变化过程中的机遇，就会明白命运演变的必然规律，就能愉快坦然地接受现实不会忧愁。刘琨在经受生死考验的现实磨难中，深深感悟到即使是看透了世界，通达事理的古今圣人也避免不了忧愁。并引证了“西狩获麟”的典故进一步说明，圣人也也免不了心生忧患。“宣尼”即孔子，汉成帝追封孔子“褒成宣尼公”的谥号。“西狩获麟”典出《春秋》：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听说有人在鲁国西部，打猎捕获到麒麟后，认为麒麟此时出没不合时宜，是国家有难的象征。因此孔子痛哭流涕，他摸着眼泪唉声叹气地说：我们无路可走了！刘琨借孔子对鲁国命运的感叹，抒发了自己面对死亡威胁的焦虑，这焦虑并不是常人不明智的怕死，而是对国家风雨飘摇前程未卜命运的眷顾与忧心。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兴复晋室的功业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却像夕阳一样进入倒计时。“夕阳忽西流”明指人到暮年，暗含着随时被杀的危机。“时哉不我与，去乎若浮云”，诗人这里感叹的不只是时不等人的美人迟暮，更是时不再来机不可得的悔悟。一切都晚了，无法退回到从前了。身陷牢笼，想飞也飞不出去，失去自由的人，生命脆弱的像天边的浮云，随时都可能无声无息的消失。刘琨一代名将，在四面楚歌的西晋末年，他盘踞并州十载，抗击匈奴多年，被后人元好问在诗中与曹操、刘备相提并论的盖世英雄，铁骨铮铮而发出这样的悲音，可叹啊！
此诗上述对卢谌说的话都是假设期望，既是一种自慰，更是一种绝望的求救，他明知必死无疑，却身不由己的做了最后的活命力争。他力争的是匡扶晋室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苟且偷安的延年益寿。
“朱实陨劲风，繁华落素秋。”这里像《离骚》一样渗透着春生秋杀草木零落，生命将尽壮志未酬的悲凉。红熟透香的果实被无情的秋风扫落，浓艳的花儿被严霜打残。一个大有希望功成名就的天下英雄，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毙，人生的无常是多么的可怕。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在神州陆沉，北方沦陷，刘琨独立并州，坚守了北方仅存的一方土地，深得人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失算之灾。当石勒出兵并州，刘琨全军尽出中了埋伏，在无路可退之时，不得不只身投奔鲜卑人段匹磾，偏偏又遇上鲜卑内斗，祸及刘琨。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诸多因素把刘琨逼上车翻马仰的狭路，虽然并州失利在策略上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投奔鲜卑确实是一种无可奈彼的权宜选择。刘琨本意是想暂时利用段匹磾，伺机东山再起，重建功业。让他料想不到的是护送段匹磾奔丧的世子刘群，不幸被段匹磾的仇敌从弟段末波利用，惹来灭门祸殃。在这冤家路窄的狭路上，不但断送了他的事业，而且还搭上了自己以及他的儿子侄子四人的性命。
“彼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意思是说：为什么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铁骨英雄，变得如此的软弱无能呢？只有经过失路多难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切身的感悟。不管有多么强大，在死亡的绝路上委软如泥。声震百兽的老虎一旦掉入陷阱，喘气都是柔弱的。古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哀鸣，是令人心酸的踏上人生绝路的哀鸣。结尾这两句在慷慨激昂的韵调中透出无限凄凉的意绪，将英雄失路的百端感慨表达得感人至深。
此诗极力铺陈，篇目点题，寓意双关，以实带虚，以史咏怀，意旨贴切，语意慷慨，抒情悲凉 。
“洛桥”，一作“上洛桥”，即天津桥，在唐代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当大唐盛世，阳春时节，这里是贵达士女云集游春的繁华胜地。但在安史之乱后，已无往日盛况。河南县还有一处名园遗址，即西晋门阀豪富石崇的别庐金谷园，在洛桥北望，约略可见。人春日独上洛阳桥，北望金谷园，即景咏怀，以寄感慨。
它先写目中景。眺望金谷园遗址，只见柳条在春风中摆动，婀娜多姿，仿佛一群苗条的伎女在翩翩起舞，一派春色繁荣的好风景。然后写心中情。面对这一派好景，此时只有诗人孤零零地站在往昔繁华的洛阳桥上，觉得分外冷落，不胜感慨系之。
诗的主题思想是抒发好景不长、繁华消歇的历史盛衰的感慨，新意无多。它的妙处在于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所造成的独特意境和情调。
以金谷园引出洛阳桥，用消失了的历史豪奢比照正在消逝的现时繁华，这样的构思是为了激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而不陷于历史的感慨，发人深省。用柳姿舞腰的轻快形象起兴，仿佛要引起人们对盛世欢乐的神往，却以独上洛桥的忧伤，切实引起人们对时世衰微的关切，这样的手法是含蓄深长的。换句话说，它从现实看历史，以历史照现实，从欢乐到忧伤，由轻快入深沉，巧妙地把历史的一时繁华和大自然的眼前春色溶为一体，意境浪漫而真实，情调遐远而深峻，相当典型地表现出由盛入衰的中唐时代脉搏。应当说，在中唐前期的山水诗中，它是别具一格的即兴佳作。
这是一首纪行述怀之作。诗写旅途所见，刻画了江南初夏的田园风光，描述了恬淡闲适的行旅生活，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闲适容与的心情及随遇而安的处世观，每联以两句分写两个侧面，合成一层意思，相互衬托，得体物抒情的真趣。
起句“花枝已尽莺将老”就选用富有时令特色的景物，点明了季节。此中未遣一字表示感情，但已含有对韶华易逝的惋惜之情。次句又转换镜头，映出“桑叶渐稀”的画面。“渐稀”并非凋零，而是被采摘殆尽，这说明蚕要进入不食不动的眠期了。“蚕欲眠”以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在初夏行经江南农村的情景。
“梅雨”是江南初夏特有的气候。诗人抓住这一季节特点，抒写路途境况，渲染初夏的气氛。黄梅雨是下一阵停一阵，行人还能在间歇中赶路，用“半湿半晴”形容梅雨天气的道路，十分贴切。
上两联写景，突出了时令特征，而且用对偶句式，把各种物象组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将江南乡村的初夏景色刻画得鲜明生动。作者还把养蚕和麦收等农事活动摄人诗中，不仅丰富了季节感，同时也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下两联转入叙事抒怀。诗人在梅雨时节赶路，已见羁旅行役之苦。走累了，也只能在乡村酒店歇歇脚，饮几杯水酒解解乏，更显出沉滞下僚，仕途奔波之艰辛。“谁能择”一句反问，深化了意境，隐隐露出蹭蹬失意的情怀。逆旅生活的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恬然自适的心境。在邮馆客舍的墙壁上，即兴题诗，把偶然的感受信手写出，只不过是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消除心头的郁闷。旅人皆然，己亦如是。“尽偶然”与“谁能择”相对应，用全称判断加强语势，蕴含着不得不随俗浮沉，与时俯仰的衷曲。
尾联笔意洒脱，诗人决心丢开烦恼，以旷达求解脱。““怡怡”一词，用意精到。诗人仕途坎坷，生活清苦，但还有“粗裘粝食”，自然应无怨尤。结句以“地行仙”自喻。作者在尾联直抒胸臆，以作收煞，说自己虽然劳累途路，但心中怡然，毫不把得失萦绕胸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食，仍然恬淡无忧，犹如地行仙一样。
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把眼前常见景象组合人诗，不堆砌辞藻，写得简淡而不近俗；此外也寄托了作者仕宦不达，有志未酬的感慨，也表现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精神。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