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知傅说老，不记若年栽。
半树枯仍发，疏花晚自开。
方兄头又白，常喜故人来。
但知傅说老，不记若年栽。
半树枯仍发，疏花晚自开。
方兄头又白，常喜故人来。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遇赦，回到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这首诗。
诗人首先描写岳阳楼四周的宏丽景色：“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岳阳，这里是指天岳山之南一带。天岳山又名巴陵山，在岳阳县西南。登上岳阳楼，远望天岳山南面一带，无边景色尽收眼底。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这是从楼的高处俯瞰周围的远景。站得高，望得远，“岳阳尽”、“川迥”、“洞庭开”，这一“尽”、一“迥”、一“开”的渺远辽阔的景色，形象地表明诗人立足点之高。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衬托手法，不正面写楼高而楼高已自见。
李白这时候正遇赦，心情轻快，眼前景物也显得有情有意，和诗人分享着欢乐和喜悦：“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诗人笔下的自然万物好像被赋予生命，雁儿高飞，带走了诗人忧愁苦闷之心；月出山口，仿佛是君山衔来了团圆美好之月。“雁引愁心去”，《文苑英华》作“雁别秋江去”。后者只是写雁儿冷漠地离别秋江飞去，缺乏感情色彩，远不如前者用拟人化手法写雁儿懂得人情，带走愁心，并与下句君山有意“衔好月来”互相对仗、映衬，从而使形象显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山衔好月来”一句，想象新颖，有独创性，着一“衔”字而境界全出，写得诡谲纵逸，诙谐风趣。
诗人兴致勃勃，幻想联翩，恍如置身仙境：“云间引下榻，天上接行杯。”在岳阳楼上住宿、饮酒，仿佛在天上云间一般。这里又用衬托手法写楼高，夸张地形容其高耸入云的状态。这似乎是醉眼蒙眬中的幻景。诗人是有些醉意了：“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楼高风急，高处不胜寒。醉后凉风四起，着笔仍在写楼高。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飘舞，仪表潇洒自如，情调舒展流畅，态度超脱豁达，豪情逸志，溢于言表。收笔写得气韵生动，蕴藏着浓厚的生活情趣。
整首诗运用陪衬、烘托和夸张的手法，没有一句正面直接描写楼高，句句从俯视纵观岳阳楼周围景物的渺远、开阔、高耸等情状落笔，却无处不显出楼高，不露斧凿痕迹，自然浑成，巧夺天工。
这是一首饱蘸生活气息，充满真情实感的思母诗。
首句点明时节，渲染思情：霜打芦花，往日那一片片白茫茫的秋日生机欲舍难舍，令他想起了母亲的白发，想起了母亲的故去，不由潸潸泪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去年五月归家省亲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僧人典当了法衣，买了些粗米拿回家侍奉娘亲，而白头的娘亲就是在柴门边盼望着儿子的的归来……诗如一帧发黄的老照片，一首低回沉婉的曲子，响着余韵，久萦心间。
与恭出家之后未久，其父见背，唯留老母贫苦独守。恭公虽系出家之人，亦不能有负亲恩。虽然自己过的也是清贫淡泊的生活，仍时时接济老母。现在母亲也走了，留下的只是满腔怀念。这首诗并没有华美的词藻，只是用极普通的词语，叙述极平凡的往事。然而，诗中流露的全是一片赤子之心，孺慕之情读来令人深为感动，惋叹不已。
这首咏荷词描写的初秋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上阕前两句总写荷塘的美妙意境，后两句工笔刻画荷花的迷人丰采，并以五个比喻,将花色、香、形、光、质感作了形象的描述。下阙自己的感受来烘托映衬，以梦中的凌波仙子巧妙地写出了荷花之“神”，使人们的欣赏感情在想象中得到升华，更留下了咀嚼回昧的余地。动静有致而形神兼具、层次分明而流转自如。
词的上片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樾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秀樾”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独立散发着芳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留连不舍。
“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荷花，写花下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意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为上片。
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镜头。写水边群山，写荷上明月，山黛空蒙，月波流转，倒蘸波间，融成一个清幽朦胧的境界。“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蘸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曰：“远山横黛蘸秋波”似与此同情。不由使人觉之“山眉水目，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
“醉魂应逐凌波梦，分付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发慨叹，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负青春美少年。
这首赏荷词，词风清韵，如月下荷塘，清新雅舒，暗香袭人。赏荷而不仅见荷，天光云影，山容水态皆入眼帘，而处处都烘托出一种赏荷时的恬淡温馨的气氛。遣词造句中，精挑细拣，“秀、静、瘦、远 ”字字含情。有人谓“ 莲体实肥，不宜言瘦”，（王若虚《滹南诗话》）并尝易“腻”字，意虽同物，而词境界全无。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