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九章》的第一篇,作者叙述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故有“小离骚”之称。
关于“惜诵”二字,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说:“惜,贪也;诵,论也。”“言己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论之于心,诵之于口,至于身以疲病,而不能忘。”洪兴祖《楚辞补注》说:“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也。”朱熹《楚辞集注》说:“惜者,爱而有忍之意。诵,言也。”“言始者爱惜其言,忍而不发,以致极有忧愍之心。”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惜,爱也。诵,诵读古训以致谏也。”林云铭《楚辞灯》说:“惜,痛也,即《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犹进谏,比之蒙诵,故曰诵。”“言痛己因进谏而遇罚,自致其忧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惜,痛也。诵,公言之也。”戴震《屈原赋注》说:“诵者,言前事之称。惜诵,悼惜而诵言之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赞同林云铭的说法。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则认为“《惜诵》是喜欢谏诤的意思”,释“惜”为爱好,以“诵”为谏诤。自王逸以来的各家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的成分。按此篇与《离骚》意旨相近,当是受谗被疏之后的作品。因此,篇名之“惜”字以戴震的解释为近,而“诵”字,则以林云铭等人的说法为好,合起来解释,“惜诵”就是以痛惜的心情,来称述自己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之事。
全篇可划分为五段。从开头至“命咎繇使听直”为第一段,讲述自己写此篇作品的起因,那是因为有人在楚王面前进了谗言,说自己不忠于楚国及其国君,楚王乃发雷霆之怒,疏远了屈原,屈原愤懑之极,不禁对天发誓:我对楚王是一片忠诚,天地鬼神可鉴。屈原还设想召来五方天帝、日月星辰、山川神祇和古代正直的法官,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来听取自己的申诉,并作出公正的评判。
接下来是申诉的开始,从“竭忠诚以事君兮”至“有招祸之道也”十六句为第二段,这一节是诉讼的正辞,意在阐明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竭诚事君,专心无二;二是自己日月可鉴的一片忠心却成了“招祸之道”。“竭忠诚”二句,是屈原说自己忠而被谤,以致被疏而离群独处的事实。“忘儇媚”二句言自己被谗谤的原因,此实望君之参验而考实。“言与行其可迹兮”四句,承上文之意,申说参验考实是可以办到的,为提出申诉作引。“壹心而不豫兮”四句申述自己言行的动机,一切皆是为楚王着想,并无他意,但却因此招祸。
“思君其莫我忠兮”至“中闷瞀之忳忳”为第三段,述自己心情的忧苦。“思君”四句进一步说明自己是“先君而后身”,从未把宠辱放在心上,暗示既不与小人比周,也不会对君王产生二心。“忠何罪”四句意谓遇罚倒不在乎,只是自己这样的结果会为国人所笑,紧承上文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懑心情。“纷逢尤”四句由“逢尤”“离谤”过渡到欲白于君。“忳郁邑余侘傺兮”四句紧承“莫之白”而申言之。“退静默”四句意为:退而静默不言,恐无人知道自己的苦心;进而大声疾呼,又怕无人会听。该段着重写自己陈志无路的心情,即“发愤以抒情”也。在上段中说“相臣莫若君”,此段进而写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离骚》)。君既不知,只好“指苍天以为正”,只好寻厉神而占卜之,自然转入下文。
从“昔余梦登天兮”至“鮌功用而不就”为第四段,为占梦者对屈原的劝告,与《离骚》女媭一节,大意略同。“昔余梦”四句托为游仙,引入下文。“终危独”句为屈原问语:“我又问:是否要遭受疏远?”从“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至“鮌功用而不就”为厉神的答语。“君不思”至“犹有曩之态也”为第一层意思,厉神指出屈原有目的而无道路,劝屈原放弃忠君,认为如果照“曩之态”那无疑是“欲登天而释阶”,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接着“众骇遽”四句言楚王发怒后,本来同道的那些人都已离心背德,弃之而去。最后“晋申生”四句采用了二个比喻,说明孝子忠臣被说成不忠、不孝,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至最后为第五段,写屈原找厉神占梦以后的感想。楚国人观点如此,君王对自己的态度如此,留是不可能的,去,却又不忍,那只有洁身自保而已。“吾闻”四句,朱熹《楚辞集注》析曰:“人九折臂,更历方药,乃成良医,故吾于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语,为诚然也。”所用比喻简明恰当。“矰弋机”四句,言诗人遭谗被疏,如有矰弋在侧,竟无容身之地,真是左右为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欲儃佪”八句表明屈原为自己设想了三条出路:一是儃佪,即逗留、等待,但这样唯恐再遭忧患;二是高飞远集,即远适他国,但不能确定到底去哪个国家;三是“横奔而失路”,即朱熹说的“妄行失道”或陈第说的“违道妄作”(《屈宋古音义》),就是与坏人们同流合污。但这三条路,选择任何一条都是十分不理想的,这使诗人“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这三条路都是不好走的呀,考虑再三的结果,还是另选其他的道路。“檮木兰以矫蕙兮”八句,用比喻之意,说自己还是保持自己美好的品德,远离这复杂肮脏的社会,块然独处。
此篇在艺术上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首先,全篇洋溢着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虚幻的法庭,它由五方天帝、山川诸神、古代好法官共同组成。让他们来听取自己极度苦闷的倾诉,又虚构了一个厉神,让他在占梦时作答,如同女媭一样,给屈原以劝告和回答。这样的写法,使此篇诗作出现了一幅虚无飘渺的景象,起到了令人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其次,此篇诗作以十分细腻的笔调描摹了抒情主人公的意志活动和感情冲突。诗歌从对天发誓,写到进退维谷、百口莫辩的困境,登天占梦的幻境以及“檮木兰”、“播江蓠”的精神境界,处处都写得波澜起伏,回旋曲折,扣人心弦,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所叙述的不幸遭遇,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一身,而是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密切相联的。
再次,就是语言上的特点,此篇诗作直抒胸臆,语言真挚生动,朴素自然,尤其是“众口铄金”、“九折臂而成医”等众多民间成语的运用,通俗浅显,颇有新意。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此词咏调名本意,与词牌名实相符。
“冷空”三句,寒食清晨出游西湖所见。言白云在蓝天中飘荡,阴影不时遮暗了湖边的柳色。湖中晨雾涌起,像一扇扇护花的屏障。寒食多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可证之。所以词人清晨游湖,天气虽无雨状,却已暗伏雨意。“艳晨”三句,概绘了当时西湖寒食游人踏青的盛况。言游人在春日遇到一个少见的艳阳天,所以在心目中觉得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从清晨转为晌午。是时,湖面上游船如蚁,笙歌阵阵;岸堤上年青女子摩肩接踵,人群如流,互相争道而行。词人对西湖繁华晴日的描述,是作为伏笔来与下面的雨境狼藉成强烈对比。“骤卷”五句,转写雨中情景。突然间狂风骤起,尘埃翻滚,真是“春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所谓“雨来风领路”,这雨前序曲使游湖女子的秀发散乱,花容失色,纷纷以袖、巾掩面而行。刹时雨点来临,那些豆大的雨点将许多桃花瓣、杏花瓣一一击落在地,任人践踏。这时候,连无知的春燕也停止了呢喃声,似在为这场狂风骤雨发愁,默默地在雨中低翔。西湖春天的特征:桃、杏、燕子等在雨景中的特写镜头,被词人一一摄入。上片刻画了西湖寒食的晴雨景观。
“乘盖”三句承上。“乘盖”,即乘轿。“旗亭”,即市楼,这里引作酒店。可参见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解佩”,用唐贺知章“金龟换酒”典故。此言由于下雨,因此乘桥游春的人们也纷纷找寻地方避雨。词人在湖旁的酒店里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于是就解下身上的玉佩换酒待友。“恨春”三句,酒中话题也。词人说:“这场大雨是‘春姑娘’的嫉妒心在作怪,因此下一场大雨不但使游春女子的罗裙湿透,也使其‘金莲’(即双足)沾满了尘埃,弄得她们狼狈不堪,实在可恨。”“恨春”句与上片“愁燕”句相同,都用拟人手法描摹物态,更显生动形象。“酹入”两句,以幻象道之。言眼前的春雨像醇酒般地浇灌在梅树林中,而绵绵不绝的雨点又如泪帘般地遮暗了那远处的梅林。西湖边多梅树,故有此语。词人极富想象,所以能将眼前之雨,忽成醇酒,忽化泪珠,显得变幻莫测,跌宕多姿。“峭寒暮”两句,言春寒临暮更甚,寒风中有人用笛子吹着《陇头曲》渐渐远去。这也是说游湖众人在临暮时渐渐散去的情景。
全词概括出西湖寒食一日游中的天气变化及游人的各种姿态,为后人提供了古代风俗的一些写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