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是感物而起兴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暮春三月，寄寓在宣城的李白，觉得昏花的老眼中忽然映入一片红色，仔细瞧，原来是杜鹃花开了。这杜鹃好像就是故乡的花。诗人的乡思因此被触动了。

　　在蜀中，每逢杜鹃花开的时候，子规鸟就开始啼鸣了。子规鸟，又名杜鹃，花与鸟的名字相同，也是勾起诗人联想的一个原因。这鸟，相传是古蜀帝杜宇的精魂化成。杜宇号称望帝，他自以为德薄，于是禅让了帝位而出亡，死后化为杜鹃鸟。暮春时节，它就悲鸣起来，鸣声仿佛是呼叫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昼夜不止，一直啼叫得嘴边淌出血来。此刻，诗人耳边似乎响起了子规鸟的蹄叫声，一声声地呼唤他归去。

　　诗的一、二句，形成自然的对仗，从地理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对比和联结中，真实地再现了触动乡思的过程。这两句的语序倒置：本来是先看见宣城的杜鹃花，才联想到蜀国的子规鸟，诗人却将它倒了过来，先写回忆中的虚景，后写眼前的实景。这样，就把故国之思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表明这故国之思原本就郁积于心，此时一旦勾起，大为凄苦强烈。然而，被乡思苦苦折磨着的诗人，眼下不能回到故乡去。青年时代，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到故乡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去实现宏伟抱负。本想功成名退再荣归故里。不料功业无成，老来竟落到这步田地，他觉得没有面目见蜀中父老。何况，李白眼下困居宣城，拖着老迈的病体，也无法踏上旅途。飘泊终生的诗人，到头来不但政治与事业上没有归宿，就连此身也无所寄托，遥望着千里之外的故乡，他心中的悲戚可想而知。

　　三、四句，分别承接一、二句，进一步渲染浓重的乡思。首句说“曾闻”，第三句则强调了真切如闻：子规鸟的俗名，就叫断肠鸟，“一叫一回肠一断”，它啼叫起来，没完没了，诗人的愁肠也断成一寸寸了。末句点明时令，用“三春三月”四字，补叙第二句；“忆三巴”三字，则突现了思乡的主题，把杜鹃花开、子规悲啼和诗人的断肠之痛融于一体，以一片苍茫无涯的愁思将全诗笼罩了起来。诗的三、四句看似对仗，其实对得又不甚工。诗句把“一”“三”两个字各自串连起来，纡结萦回，使人感到乡思袭来时无比的悲切伤痛。

　　“阑珊火树鱼龙舞”，首句便道出上元节夜里的繁华景象，上元亦是元宵节，元宵佳节，家人团聚，上街观灯赏花，好不热闹。纳兰此处写的火树鱼龙舞，正是当时社会上，元宵节的热闹场景。而后一句写道： “望中宝钗楼远。”所谓“宝钗楼”是指歌楼酒肆，这首词是描写元宵节欢度之后，人们逐渐散去的场景，热闹过后愈发寂寞。那些本来还人满为患的酒肆饭庄，忽然之间就成了空阁，看到这些，纳兰内心不禁一阵寂寥。

　　“棘韬馀红，琉璃剩碧，待属花归缓缓。”花灯闹市问的花花绿绿，远看起来，仿佛琉璃般星星点点，十分美丽。可惜，这美丽只是一晚上的光阴而已，在夜深时分，随着夜深人静，这花灯会熄灭，这美丽也会黯淡。

　　“寒轻漏浅。正乍敛烟霏，陨星如箭。”纳兰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就从美好的事物中抽身出来，想到凄惨的过往，元宵佳节，本是赏灯愉悦的日子，可是在观赏完花灯之后。纳兰却又想起来过去。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仿佛一支利剑，穿透他的心，让他感受到了痛彻心扉的疼痛。在美丽的夜色中， “旧事惊心，一双莲影藕丝断”。

　　“莫恨流年似水，恨消残蝶粉。韶光忒贱。”红颜已逝，岁月不饶人，想当日的大好青春时光，是多么意气风发。可现而今，却是人老心老，已经完全找不到当日的影踪了。纳兰暗暗苦闷。

　　“细语吹香，暗尘笼鬓，都逐晓风零乱。”这词里每一句都透露出纳兰内心的烦忧，与相爱的人相隔千里不能见面，这份痛楚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

　　“阑干敲遍。问帘底纤纤，甚时重见？”什么时候才能够重相见，纳兰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苍天。可是，他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月亮不知道人的相思，偏偏要在今夜团圆。

　　“不解相思，月华今夜满。”真是天不知人情恨，偏偏要圆月捉弄，这人世间的情恨，果真滑稽如斯。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